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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庆  周昌 《东岳论丛》2023,(4):84-90
早期报刊在传统中国的统治者眼中一直是搅局者的角色,新闻史上“报案”“报禁”不断,这一现象到清末民初开始改观。报刊如何建构自身的影响力,这是本文尝试着回答的核心问题。“文人论政”是后代学人从报界先驱身上提炼出来的特质,有其合理性,但存在简化、夸大的倾向,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考量他们的办报活动。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被迫转型,为报刊发展创造条件:一是报刊形成新的舆论空间,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自我赋权”;二是传统社会解体,士绅向城市迁移,知识分子得以更自由地流动,由此形成的城市化也间接带动报界发展;三是白话报刊加速新思想的传播,加快社会变革进程。社会转型不仅是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的转换,还包括深层的意识形态更替。报刊积极参与这一过程,自身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廷内忧外患,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指导性减弱;二是严峻现实让国人放弃中国制度最优的信念,开始从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过渡;三是报刊不断提供新的思想内容,参与新意识形态的系统性建构,获得更多话语权,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被更多的人认同、接受,报刊的影响力也逐渐建构起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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