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偏见:“想象”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论

突破从属论、独立论和多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理应是一种相互缘起的想象关系,它们因想象一种好的生活而有所关联。这种想象具有否定性、不可能性和超越性。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时,两者也应以一种想象的关系而存在,一方面政治须从文学文本中汲取制度策划的资源,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对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有所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也须对现实政治的种种存在可能性进行积极的想象,将之作为自己不可缺失的资源之一。以想象为纽带的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将为当下的民主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

突破从属论、独立论和多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理应是一种相互缘起的想象关系,它们因想象一种好的生活而有所关联。这种想象具有否定性、超越性和不可能性。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时,两者也应以一种想象的关系而存在,一方面政治须从文学文本中汲取制度策划的资源,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对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有所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也须对现实政治的种种存在可能性进行积极的想象,将之作为自己不可缺失的资源之一。     

“发现”章学诚与经史学的异轨分途——以张尔田、内藤湖南的交往为线索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就思想理路而言，他们有关章氏之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对中国经史传统的认知亦存在新旧之别。张尔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持一种内生性的视角，对“六经皆史料”与“目光皆骛于外”的学风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内藤湖南怀揣现代学术意识，以“史料”论“六经皆史”,以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构成辨伪疑古风尚的先声。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