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鸟葬产生的地域问题

本文认为过去一些学者将此种葬俗定名为“天葬”并不科学，也不能反映其基本特点，建议今后在学术研究上宜以“鸟葬”统一命名。文章还对西藏的鸟葬分别来源于印度和中亚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指出鸟葬的分布面相当广，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亚、非洲东部和我国的东北地区、台湾。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都曾有过；因此鸟葬产生的地域并非是一源，而是多源。     

谈谈苗族的神判法

<正> 在苗族诸种形式的习惯法中,神判法以其奇异的形式和神秘的功能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包含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巫术成份的原始习惯法直至解放前以致解放初还在一些民族地区保存着.研究它是全面认识和研究苗族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就苗族神判法方面的资料而言,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     

苗族“鼓社”和“议榔”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鼓社”和“议榔”是本世纪50年代前尚残存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的两种社会属性不同、产生时代各异的重要历史事物。它们都是绚烂多姿的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在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却各说纷纭有继续进行讨论的必要。笔者认为,弄清这两个事物及其相关的问题,对苗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从树葬看树居

远古时代,人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对于这一点,现在大概已没有人怀疑了。但是,树居的情景究竟如何?人们是怎样从树上居住逐渐转移到完全在地上居住的?也就是说,这当中大致经历了哪些主要     

谈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丧葬习俗的改革

丧葬是一种宗教性质的社会现象,它同婚姻一样是世界上各民族都具有的习俗。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解放前,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自然环境和经济活动不同,宗教信仰也有所差异,因此,在丧葬习俗方面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大而言之,可分为土葬、火葬、崖洞葬、悬棺葬、树葬、水葬、天葬(鸟葬)、塔葬等几种形式。然而,即使是同一种丧葬形式当中,却又因民族和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以土葬而言,有的民族实行一     

从两个数字看川滇地区民族的历史关系

四川、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丧葬习俗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有趣的共同现象:他们的丧葬仪礼中往往会出现“九”、“七”两个数字概念。这方面的事例不少: 四川大凉山地区彝族多行火葬,火化日期由“毕摩”择定。出丧时将死者置放于一个木制抬架上运往火化场地。抬架是用两根二米多长的木条做成两边的抬杠,并在其中部平行地捆以若干横木条而成。所用横木的数量有着严格的习惯规定,男性成年死者须用九根,女性死者只用七根,不得错乱。按习惯,在火化死者的过程中须有亲友在场守护,男性死者应有九位亲友在场,女性死者应有七人在场,不得随意增减。火化后要由“毕摩”为死者制做“灵牌”和“灵屋”。     

谈谈我国民族地区的多人合葬

谈谈我国民族地区的多人合葬夏之乾多人合葬是一种颇为奇特的丧葬文化现象。它是以二次葬的方式将不同时间正常去世并以安葬的死者的遗骨同时迁葬于同一墓穴或同一木棺之内；也有以一次葬的方式将不同时间的正常死亡者先后分别置放于同一木棺之中进行安葬的。多人合葬的埋...     

从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看葬具的产生和演进

葬具是葬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同葬俗一样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对葬俗的研究是探讨古人类精神文化并进而了解当时社会生产力状况、家族和婚姻制度、社会组织及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葬具的研究则又是葬俗研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锡伯族的丧葬习俗

锡伯族居住于我国东北地区,它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5,000余锡伯族军民迁往新疆伊犁地区,对建设和巩固边疆作出了光荣贡献。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是目前锡伯放的主要聚居区,该族的风俗习惯在这里尚有保存,尤其是金泉公社还保留得颇为显著。这些“社会化石”是研究锡伯族历史和文化的有益资料。不久前,笔者曾到金泉公社作过一次民族调查,迄今这里在丧葬方面的某些内容对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现就其特出之处作一些介绍和说明。 锡伯族一般行土葬,“萨满”、“尔奇”、“道奇”(均系男巫)、“相童”(女巫)以及难产、上吊等凶死者行火葬。棺材为木匣状,上宽下窄,棺盖微拱。死者装入棺内的姿式男为仰卧直肢,女为左侧卧。     

纳西象形文字所反映的纳西族文化习俗

纳西象形文字所反映的纳西族文化习俗夏之乾纳西象形文字可说是我国现存的民族古文字中象形程度最高的一种。其形象化远在股代甲骨文之上。它以简明的笔划，生动、形象、具体、准确地将纳西族自古以来的不少重要文化习俗、生产活动以至诸如吃、喝等日常生活事项都相当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