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

因为今天我在这里所能掌握的时间太少,我想请各位多多包涵,特别是小组发言人多多包涵,原谅我不再就你们提交的论文一一做出评论。在各位事先写好我已拜读过的论文中有四大主题。它们不只是凭各种不同类型的原始材料讲话,而且也超出这些材料,就小组议题,即“早期中国哲学”的各方面做重新思考。     

出土文献与《诗经》口头和书写性质问题的争议

西方学者多有论证《诗经》产生于口述文化环境中,认为在《诗》的创作和传授过程中,书写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然而,最近出土的几种《诗经》及与《诗经》有关的早期写本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本文根据一些写本以及其他出土文字数据,论证了书写在《诗经》早期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曾起到重要作用。     

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诗经·周颂》中有关礼仪的诗篇 ,着重分析了其中创作于西周最早的诗章 ,认为这些诗实际上是在一种仪式中被集体庆祝者唱颂过的祷告诗 ,它们的功能和意义都不能脱离这种礼仪 ;又分析了一些大约创作于西周中期的诗篇 ,认为这些诗描写了一种不同的礼仪 ,即由专职祭师在群众宾客面前进行演唱。从《周颂》的这两种诗中 ,可以看出诗歌表现形式与礼仪表演这种从集体参与到祭师与观众相分离的平行演进 ,即从合唱到诗人与观众相分离。以这种分离为起点 ,中国诗歌从“颂”的领域发展到了真正的文学的领域。     

高亨与《文史哲》:漫谈训诂学的基本原则

高亨先生1953年到山东大学工作后,很快便与《文史哲》建立起密切关系,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文史训诂考据之作。其中《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谈〈诗经·月出〉篇答王季星先生》《谈〈周易〉"亢龙有悔"》三篇文字,较突出地反映了高亨的学术态度和训诂手法。高亨在前两文中所主张的具体观点在今天看来大概已经无法成立,但他在文中所表达的"传统说法,还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我的说法,当然也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的学术态度则具有很强的超前性,很像是1970年代巴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家的话。在学术手法上,高亨先生惯用训诂学的"通假"之道,提出全新的诠释。问题在于,"以古字通假的条贯"几乎可以将任何一个字读作任何另一个字,貌似严格的、缜密的学术方法滋生的却是层出不穷的误解。就此而言,能在读古书(特别是读出土文献)的时候提出最新、最多的"假借"设想,并非衡量优秀训诂学家的恰当标准,因为随之而来的"A利用古字通假条贯来把某一个字读作甲,B利用另一组通假条贯把它读作乙(甚至读做丙、丁、戊等等不同的假借字)"局面,甚至会使训诂学本身名誉扫地。放弃训诂学的"严格、缜密"假象,对每一番训诂操作自觉保持"局限性...     

《竹书纪年》和夏代编年:我对历史方法的反思

倪德卫通过重构《竹书纪年》的原始文本,重建了一整套夏代编年。他的重构包括对夏代君主之间的间隔和末代君主桀的真实性等问题的异常复杂的论证,但没有任何文献支持此说,倪德卫在这一重构上是师心自用。倪德卫关于夏代纪年的假说仍然是假说,不管其如何"前后一致",这种连贯性无法达到证实它的高度。新的《竹书纪年》简文出土的可能性,或许都大于依据现有文本令人信服地重建《竹书纪年》原始文本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