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所论“政治家技艺”及与孔子相关论述之比较：以《政治家篇》与《论语》为中心

柏拉图与孔子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思想对中西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涉及了政治问题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政治家的技艺。柏拉图关于此的论述集中体现在《政治家篇》中,粗略分析之,该技艺大致包括知识、中道精神、立法、演讲、军事以及各种政治技艺的综合掌控能力诸项。而同样的内容,孔子在《论语》中也多有涉及,但是,在这些共同的政治论题上,二人仍有同有异,从而反映了中西政治文化的类同与分野。     

博士制度与秦朝政治转折

廷议制度是秦国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保证，而博士制度是将其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是把六国政治精华吸纳入行政体系的制度创新，是统一后新统治模式的尝试和政治运行模式的重大转折。反映了秦始皇“文治理国”的构想，是文化统一的重大举措。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换，秦始皇又不得不回归单一法家行政决策模式，并因此引起秦国的速亡。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推论汉初女性社会地位

关于汉代女性地位的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着高或低两种相反的观点.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了在史料缺乏的条件下对有效史料的不同取舍标准和解读立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从法律的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为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根据其中的相关法律规定,可推论汉初女性虽然有部分的财产和身份继承权利,在人身安全上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在性别关系上,女性已经对男性产生依从性,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高,相比唐代而言,汉初女性的社会空间也略显狭小.     

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析论

刘邦能在楚汉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实有赖于刘邦阵营内部两个强大的实力集团即封侯者集团和诸侯王集团。封侯者集团由丰沛故人集团与归依集团构成。其中，丰沛集团对刘邦集团势力起着凝聚作用，是其实力核心。而归依集团是刘邦势力的谋略层，与丰沛集团归合，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团结的作战和谋略核心，它是刘邦立于不败之地的智力基础和西汉初期政权的支撑力量。诸侯王集团的形成是刘邦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是双方以纯粹的利益目的结成的联盟。刘邦在起初时他们是重在利用，兼有防备，直至项羽破亡，双方反目，诸侯王遭到屠灭的命运。     

试论汉武时代官僚群体之抑制心态

在汉武时代官僚群体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背后 ,其实还存在着一种抑制心态。它由专制主义的强化和汉武帝本人的卡里斯马品质所生成 ,并对汉武时代乃至整个西汉后期政治产生很大的消解作用。这种心态逐渐固化为一种“范型人格” ,在古代中国长期延续 ,影响至今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方城隘口”与战国秦汉政局

以"方城隘口"为核心的"方城道"是古代重要的交通系统,自古就是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孔道;在中国内部东西对峙的形势下,还部分地决定当时中国的政局。秦崛起后,即经营"方城隘口",以图遏制楚国,并侧击韩、魏;秦末至西汉,其为关中防守体系的一部分;东汉时期,政治中心东移,又成为联系首都和西南地区的枢纽。但随着中国全局政治形势的变化,方城隘口和方城道的地位有所降低。     

西汉前中期的夷狄观与民族政策之演变

西汉前中期,在对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或以各民族为平等的政治实体,或坚持“华夷之辨”,或主张建立以“五服制度”为核心的册封体制。此几种思想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互相作用,逐步演变,并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