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正确经济发展路径的溯源与选择

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源起与选择,从历史角度来看,夏商周开创的天下大一统理念、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有效实施的郡县制、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等中国历史文化制度都对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新中国经济奇迹最为关键的因素是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质是在中国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不断引入市场因素。同时,尽管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但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如强有力的国家治理和架构、统一市场、电力能源设施、重工业生产能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国家经济管理经验、工程师等受过教育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队伍,等等,改革开放则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中国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可以说,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有为政府、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来自反事实参数分解分析的证据

文章拟使用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CHIP城镇入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为此,拟采用分位数(quantile)回归和反事实参数分解方法。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不能拒绝吴敬琏关于国有垄断企业高工资是导致工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文章的分析结果还揭示:职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及与教育相关的工资结构的变化均导致工资差距的扩大,但是职工工作经验的变化及与工作经验相关的工资结构的变化却导致工资差距的下降。     

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变迁(1995—2018)

文章使用CHIP1995年、2002年、2013年、2018年四轮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消费贫困进行分析发现:从1995到201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农村家庭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与此同时,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食品烟酒支出占比大幅下降,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占比、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和居住支出占比不断提高;基于2010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2300元农村扶贫标准和世界银行每人每天3.2美元中低收入国家贫困标准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指数显著下降;对消费贫困指数变化的来源进行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消费贫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家庭从农业转向非农经济活动是贫困比例下降的主要途径。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辐射作用分析:1988—2018

本文使用跨度30年(1988—2018)的CHIP农村抽样入户调查数据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辐射影响,并在半参数回归模型中使用农户所在地到制造业中心距离变量分析了制造业中心对农户收入的辐射作用及其空间衰减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农户收入水平与当地的工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个地区的制造业、服务业、外资、出口水平越高,该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越高,特别是低收入家庭获益最大。2010年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国际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西部省份转移,已经使各省制造业中心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外出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就业。     

国有企业改革与工资支付结构变革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拟考察在1988-2002年期间国企改革对中国城镇工资支付结构变革的影响、特别是工资决定因素的变化。我们发现对教育的回报在增长,而对工作经验的回报在下降。2002年的数据表明：不断扩大的性别工资差距以及不断增加的非市场因素工资溢价可能均已不再上升。国企改革以及重工业在总体产业结构中比重的不断降低对这些部门职工的工资均已产生影响。我们使用1998-2002年回顾性面板数据提供了关于部门所有制结构、是否是党员以及失业等变量对工资影响的固定效应估计。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收入贫困的辐射作用及其演变（1988-2018）

利用跨度30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村收入贫困不相关，2013年后各绝对贫困指标与非农产业增加值也不再相关，而后者同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1988-2007年，广东、上海与农户所在地的工业化发展均促进了农村地区减贫，但2013年后工业化的减贫效应大幅减弱，这也是我国扶贫政策从开发式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的主要原因。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本省工业化发展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愈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