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箴体的生成及其文体意义

箴体产生于规谏活动之中,这一文体具有很强的规诫意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虽然远离了规谏活动,但大都依然保持着规诫性质。箴体最初是大臣用来规谏君主的一种方式,魏晋以降箴体的撰作主体与规谏对象均发生变化,箴体也分化为官箴、私箴与咏物箴。这一演变表明箴体参预现实的功能得到加强。随着创作主体及规谏对象的渐次变化,箴体由最初的韵语文体向散文转化。同时与箴体性质相近的还有戒体、规体。规体始于元结《五规》,最初是以散文形式流布的,规体也有以韵文形态存在的,如《弟子规》。早期的戒文分为自警类的韵语戒文和家戒类的散文式戒文,自警类的戒文是撰者对于自身所提出的警戒,家戒主要是家族长辈对晚辈提出的戒告。后世戒文除这些形式之外,还出现了下级对上级及平辈之间进行戒劝的形式,此外还出现物事戒文。     

连珠体的起源及文体意义

长期以来在连珠的文体特征问题上存在偏颇,从而导致对其起源认识的诸多看法。其实连珠不仅在内容、形式上具有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穿贯事理,如珠在贯的特征,同时它是指一组作品。因此,尽管先秦时期已存在连珠的核心体制,但作为一种文体,则是由扬雄开创的。连珠最初是作为奏议而存在的,发挥规谏的功能,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慢慢也成为抒发个体情感的一种文体。     

论《尚书》文体的影响与意义

《尚书》文体对后世的影响与意义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六体"的文章学地位。"六体"不但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体的生成,而且影响了后世散文创作和文章风格的形成。二是"记言"的史体价值。《尚书》主要汇集记言文献而成,开启了先秦史传文献的"记言"体式,且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生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是史传编纂学意义。《尚书》很好地处理了记注与撰述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后世史学著述的轨范。     

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

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是在重言、记言传统的背景之下形成的."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这就意味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大体而言.先秦语类文献形态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向演进的:一是格言体内部的散见之"言"向结集之"言"的转变,一是对话体向事语体的演变.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国语》文体的还原阐释

《国语》的文体源于先秦时期的"语"文献,其史料涵括"国语"和"家语"文献。《国语》是在各国之"语"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它的基本文体形态在各国之"语"中已经奠定。八国之语是编纂者经过缜密遴选的,但由于变例这一编纂方式的存在,《国语》的实际记录远不止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国语》文本呈现对话的文体形态,但比起《尚书》这样的原生态对话文献又有新的发展,应属于次生态对话文献。《国语》的文体结构总体上近于"事语"体,但二者在文本形态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及其文体形态的演化

西周以来的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德治＂主义的构建促使了重言、记言传统的形成,由此自西周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语类文献。＂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言、语、事语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所以它们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及其生成方式是不同的,整体上来说,这些文体形式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史官群体其自身社会地位与传史方式的变化。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杂考二题

有些学者认为《诗经·大雅·抑》中"话言"是"诂言"或"诂话"之误,就早期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些看法是不对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载录李广自杀时作"引刀自刭",然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八版《大学语文》选录的《史记·李将军列传》却作"自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察,《史记·李将军列传》应作"自刭",而不是"自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