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有隶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后,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用秦国的小篆统一全国的文字。与小篆并存于世的尚有隶书。隶书出现于何时?传统的说法是始于秦始皇时代,以往范文澜等均持此说,近年来仍有人认为“隶书始于秦代”(《汉字的演变》。见《语文导报》1987年12期)。考此说源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序》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这段话明确地断为隶书为秦时初有。但许     

秦始皇实行法治疑论

秦始皇是重视法的，也制订了不少成文法。但是有法不一定就是实行“法治”。第一，秦始皇有法不依，等于无法；第二，在先秦时，法治是以法家学说为指导的，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与法家学说颇多不合，他通过烧书打击诸子之学的同时，法家学说也受到了严重打击，第三，实行法治的最理想的人选应是法家，但在秦的朝廷中，秦始皇并未任用这些人，他们在秦的命运不佳，像韩非入秦即被关入监狱，最后被药死，遭遇更为悲惨，第四，秦始皇是从“百家争鸣”的时代生活过来的，治政不主一家，而是几家并用，是个实用主义者；第五，封建社会里的法是治民的工具，不能治统治者自己，这既缺乏公正性，也失去了法的普遍意义和作用。再说，中国人民受儒家思想教化很深，自称“礼义之邦”，讲究伦理、道德、良知、人情等，而这些往往是法所干预不了的。这就决定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具备法治的条件，不可能实行法治，秦代亦是如此。     

李斯入秦是顺应历史潮流吗?

由于秦统一了六国，李斯入秦在后人的舆论上也就占了上风，认为他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其实，李顺应了历史潮流与否，不在于他是否入秦，而在于他的具体行动。事实表明：李是抱着做“富贵梦”的目的入秦的，完全是一种投机行为。为达到此日的，他背叛楚国，对吕不韦恩将仇报，与老师苟子的“帝王之术”大唱反调，使用两面派手法药死同学韩非，还迎合秦始皇的专制、独裁，贪他人之功为己功，始皇死后，又违背始皇临终前遗诏，受赵高惑废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这说明，李斯对秦不忠，司马迁也对他进行了谴责。尽管他也一度认识到“物极必衰”的道理，但总以为权势是铁打的屏障，任何人也攻不破。不想作为一个丞相，经不起历史潮流的冲刷，最后被二世和赵高所害。他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其中的经验教训足供后来为臣子者咀嚼。     

梁启超治学方法简论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是一个风云人物;而作为一个学者,在学术领域中,也有所建树。在他留世的大量著述里面,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广博而深湛的学识,而且由于他摒弃了先于他半个世纪前产生的乾嘉学派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重视实际,以“经世致用”为治学的指导原则,以占有资料为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因而形成了他独有的良好的治学风尚。梁启超的这种风尚,在他的一生的治学过程中有所体现。他还写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如《治国学杂谈》,《中国历史研究     

秦始皇“厚今薄古”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政治机构的设置问题,在大臣中曾发生过争论,先是王绾、后由淳于越等人建议秦始皇采用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丞相李斯,却力主设郡县。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并给淳于越等人扣上了“不师今而学古,惑乱黔首”的帽子。 很明显,所谓“不师今而学古”,是针对淳于越等人提出的分封制来说的,此外就不再包含别的什么意思。可是,后人不察,由于秦始皇听信了李断的话,分天下为36邯,其后又为防止儒生“以古非今”而实行李斯建议的“焚书坑儒”政策,于是就称秦始皇“厚今薄古”。     

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是否有过逼天王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之事,即所谓“逼封”,一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一直在不断地探讨、争论,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1856年秋,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一件绝大的政治事故:天京事变。在这次变乱中,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杀害。杀的原因,有些人认为主要是杨秀清“逼封万岁”引起的。“逼封”这一举动表明杨秀清企图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取洪秀全的天王地位而代之。洪秀全为保护自己而“密诏”当时督师江西的韦昌辉以“勤王”的名义回京杀     

论吕不韦之死

有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吕不韦与秦王的思想严重对立，吕不为秦王所容，被秦王赢政逼死。其实，秦王在当皇帝前，特别是吕辅政期间，受吕之教，与吕的思想虽不完全相同，但也不乏一致之处。吕的成功之处是从一个“阳翟大贾”荣登秦的相位；过错是赠美姬，淫太后，进，以致引发叛乱事件。虽然他与秦王无权力之争，也未参与叛乱，乱源实由他而起。而根子在于他把政治当作商业来经营，人品又差，这就在成功中蕴含了失败的契机。他的死非秦王所逼。     

秦代的儒生及其动向考说──再论秦始皇不废儒学

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遭到了灭顶性的灾难。此后，有名无名的儒生的动向分当官、被坑杀、逃亡、参加农民起义、助刘反秦、降汉、教书和著述等方面。与其它学派相比，儒学在秦代虽也受到严重的打击，但仍有它的地位，为其它学派所远远不及。秦始皇“坑儒”时，公子扶苏以“诸生皆诵法孔子”为由要求秦始皇赦免被坑之人，这有力地否定了秦始皇“反儒”之说，否则扶苏是绝不敢在秦始皇面前说出如此违禁的话的。事实证明：儒学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在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很易为大多数人包括统治阶级所承认和接受。因此，在封建社会里，不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儒生总能找到立足、生存于一方的天地，这为儒学发展史所证实。在秦也不例外。     

秦始皇史事辨疑

秦始皇的血统问题秦始皇的血统问题,向有不同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秦始皇为吕不韦的私生子。原文是如下：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一名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     

校勘史之辩证发展

古时校书,也称校雠,后又称校勘。“勘”字本有核对、查问的意思,和“校”字连成“校勘”一词,初见于《北史·崔光传》:“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国、刘燮等校勘石经”。以后唐的韩愈,宋的欧阳修等文学大家也都用到了这个词(韩称“点勘”。《秋怀》诗:“不为觑文字,丹铅事点勘”)。于是“校勘”这个词也就用来代称校书或校雠了。及至校书成了一门学问后,学者便以“校勘学”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