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孔子“一贯之道”新解

在《论语》中,孔子分别对曾子和子贡说到过＂一以贯之＂。古今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考证和诠释工作,以期洞见孔子＂一以贯之＂说的真义。孔子两次提到的＂一以贯之＂皆指涉＂一贯之道＂,然而,这个＂一贯之道＂又非曾子所讲的＂忠恕＂。孔子所说的＂一贯之道＂即是尧舜之世合理社会秩序的依据,也即＂道统＂。孔子是不得位者,故而只好笃守此道并寄希望于志于此道的＂士＂进德修业,时刻准备着承担大任。＂忠恕＂便是守道之方,它集中体现了成己及物的精神和士志于道的操守。明乎此,才能够恰当理解孔子认肯的＂曾点气象＂和被宋及以后儒者所深喜的＂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     

朱熹解《孟子》“桃应问”章发微

朱熹《孟子》"桃应问"章解释围绕着"本于天理、验于人心"这一原则,主要从圣贤之心与圣贤之权两个方面论述了圣贤处事之道,与司马光、欧阳修、杨时、张栻等思想家的解释相比,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既讲天理又论人心,重在探究律法、政治的价值来源和内在基础;其二,反对一味求权、任意行权,重视"人情""人心"对天理与律法的证成,强调人、理、法的互动融合;其三,既论圣人之心又论天命人心,将二者置于一种互相制约又互动融合的关系中,为君主为政设定了法则;其四,圣人之心、天命人心与圣人之权统合于一理即五伦正理,并因人、因时各有表现形式,贯穿着"理一分殊"的理念。朱熹此章阐释涉及到"公共之理"在政治社会中的表达,可为深入解读朱熹的公私观提供启发。     

朱熹“克己复礼”之解辨正——兼论“理”与“礼”的关系

对＂己＂的认识是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真意的关键。在《论语》中,＂己＂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指其创造意义;另一指其参与意义。朱熹对＂克己复礼＂的诠释非但没有曲解孔子的原意,反而在尊重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发挥。朱熹讲＂克己复礼＂只是教人去战胜自己的私欲,并不是去抑制人的正当欲望,更不是教人把自我主体性给磨灭掉。＂克己复礼＂与＂理＂的落实是同一个过程,皆统一于＂己＂创造性、参与性的活的行动之中。     

何谓自由——冯友兰《新原人》解读

冯友兰在其《新原人》中根据"觉解"的不同程度总结了人生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是一个阶梯式的不断上升的过程。他认肯人自觉履行其义务和责任的"意志自由",然而他认为惟有在"天地境界"中,人才能超越"有对"进于"无对",从而达到自由的境界。他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起来,认为哲学地"觉解"宇宙大全之理才能使人得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