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论和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论之我见

对待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两种理论值得我们研究和鉴别: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论;二是社会主义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论。前论是说,经济危机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客观地存在着经济危机;后论是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它的制度本质决定了经济发展必然是绝对平衡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我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值得商榷。     

吃虫子救地球

装饰着鲜花和银烛台的精美桌上却摆着两盘油煎粉虫炒米饭，荷兰昆虫养殖协会的玛丽安·皮特斯说：“粉虫是我的最爱，这虽然是一顿便餐，但绝对新鲜。”大约3厘米长的粉虫，是一种暗色甲壳虫的幼虫。用大蒜和酱油调味之后，吃起来像某种质地细腻的坚果。这是皮特斯的公司“原始昆虫”（BugsO—riginals）生产的食品之一。     

有关儒家思想研究之普及问题之思考

1994年举行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先生在大会开幕时致词说:“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还应当是提高和普及相结合,必须要走出纯学术研究的书斋,把学术研究与建设精神文明,养成高尚的、优良的民风民俗,解决社会前进中的现实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精华传播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并且引发他们的兴趣,以利于广大人民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谷牧先生这段话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强调研究儒家思想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而且特别强调了它在普及问题上的现实意义,这自是…     

王充命定论思想分析

王充是我国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很富有战斗性,在我国哲学史上是有重要影响的。但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带着直观的朴素的性质,其中也还有不少弱点。例如命定論就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較大的弱点。本文試图对于他的命定論思想作些分析,以便吸取古代唯物主义者在某些思想方面失足的經驗教訓。王充的命定論思想,突出的表現是在他对于人的富貴貧賤、吉凶祸福等等社会現象的解释上。他反对当时宗教目的論所宣传的天人感应的說法,企图給社会現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但因他不了解人的社会本质,他用自然界的規律直接說明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說和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知难行易”学說是孙中山的认识論,这是孙中山长期革命斗爭中总結出来的。因为革命屡次遭到失敗,他試图从理論上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为革命解决正确的认识論,从而爭取革命胜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革命果实却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軍閥篡夺了去,国家被分割得四分五裂,人民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像孙中山所說:“夫去一滿洲之专制,轉生出无数强盜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孙文学說》。《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4頁)。当时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反动派公开抵制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有些革命党人也在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面前畏縮不前,紛紛与反     

《文心雕龙》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正> 《文心雕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糜烂,思想上崇尚清谈,而在文风上则流于绮靡。《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对正始玄风的兴起以及引起的文风的变化是不满意的。所谓“率多浮浅”,即尚空谈而轻覈实,重形式而轻内容。《通变》篇还说: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正> 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世说新语》是褒尚清谈的,它记述了魏晋特别是东晋以来清谈的盛况。一清谈,严格说来是由魏正始年间兴起的。在此以前追溯到汉代,清谈通常称作清议,即臧否人物兼及议论政治。清议与察举制度有关,朝廷由察举取士,而仕途又为豪宗强     

《人物志》初探

三国时,魏刘邵著《人物志》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重要著作。这部书没有通过臧否人物去评论社会政治,而是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谈论如何正确识鉴人才,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人才学著作。 (一) 刘邵在荀彧门下为计吏时,反对以日蚀等怪异现象解释朝会问题(《三国志·魏志·刘邵传》),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他识鉴人物即以古代“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形神观点作为根据。他     

朝鲜国营餐馆开遍亚洲

美女服务员、平壤泡菜和歌舞表演，遍及亚洲的100多家朝鲜餐厅，可能是平壤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     

胡适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总结和评价

胡适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朴学在方法上表现为归纳法和演绎法并重,符合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他将清代朴学的方法归纳为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即从已掌握的事实材料出发提出假设,然后用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旁证加以证明。这种不盲目信古的大胆怀疑精神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解释“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在考据学中,尽管他极力以实用主义附会朴学方法,而他于考据学所作之发明,井非来自实用主义,而是来自朴学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