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精神传承与当代意蕴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士人精神逐渐潜隐,且没有可替代的精神资源,由此出现了人才在价值追求上的精神困境,造成一些人才追逐"权"与"利"的现象。重新认识和继承士人精神,有助于在人生目标与人格尊严两方面实现我国人才的自我超越。对于我国人才队伍建设而言,外则应营造宽容的政治环境,内则应涵养现代士人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德治理念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变革的社会格局中,以儒、法为代表的哲学家们都以政治谋士的身份参与到社会秩序的重构中.虽然在理论上,以儒家为代表的理论派强调主要使用先王的传统规范(儒家习惯法之"礼")来治理社会,以法家为代表的实践派强调通过创制新的法律(成文法)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在现实层面,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各国都普遍选择以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在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秦及汉帝国逐步形成的"齐民制"和"家产制"二元社会结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秦汉根植于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整合模式、独特的文化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透视德国法中纯粹经济损失的法律规制

纯粹经济损失是一个类似于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框架型权利,是一个在产生之后逐步被空洞化的概念。德国私法中纯粹经济损失概念的产生及“过失致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偿”规则的确立,具有一种偶然性。纯粹经济损失问题的解决反映出各国的私法的救济方式不是凭空产生的,都会建立在本国法律传统及立法模式的基础上。     

论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真实内涵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要更好地发挥人才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的作用,就必须正确认识"人才"的真正内涵,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揭示问题的本质。论文阐述马克思人才观的具体含义,探求人才的生成之路,进而在科学人才观中发掘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真实内涵的理解。     

我国未来侵权法市场份额规则的立法证成——以美国侵权法研究为路径而展开

由"毒奶粉事件"引发的三聚氰胺案件对我国侵权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果关系确定问题成为此类案件中受害人获取损害赔偿的最大障碍。在与此类似的DES案件中,美国部分州法院为适应社会需要而确立了市场份额规则,对受害人进行救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则可以替代市场份额规则。将市场份额规则与共同危险责任规则协调起来,可以为我国有害物质致损案件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我国民法对一物数卖的法律规制

一物数卖是商品交易中的常见问题.以我国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为主要背景,对一物数卖行为所引起的债权及物权的变动情况,以及我国民法对该种行为的规制加以解析.以期完善相关立法对一物数卖行为的规制,更好地保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     

过错侵权中“违法性”要件考察——兼析我国侵权法领域的“违法性”之争

违法性反映出法秩序对于损害事故能否获得赔偿的选择性倾向,在本质上成为侵权法为民事主体设定的行为标准。我国过错侵权责任三要件说与四要件说争论的焦点在于违法性能否成为过错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由于法律传统、司法体制与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两大法系过错侵权责任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显性与隐性两种不同的规则违反确认模式,不同模式的形成往往取决于具有地方性的差异化背景因素。在侵权法中引入违反"注意义务"规则,表面上克服了因承认违法性而导致的理论困境,但"注意义务"自身的模糊性和变动性也使侵权责任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在我国侵权法受到大陆法系私法理论与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且侵权立法未对违法性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通过司法途径对违法的类型加以规定,进而构建"广义的、显性规则违反确认模式"。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因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本质区别之一。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资本主义两个发展悖论的陷阱当中,其中,坚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避免陷入资本主义第二个发展悖论的陷阱。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在于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基本遵循,将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作为科学方法论。     

高校学生视角下的就业难题分析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折射出我国高等教育和改革的双重悖论。高校学生视角下毕业生就业难的成因主要有：生活方式失范、学习兴趣失落、专业知识失色、实践经验失分等。要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题,政府应建立县域大学,高校应注重与企业合作培养人才,用人单位应坚持“能力主义”的选人观和“以用为本”的用人观等,各方形成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