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朝鲜使者眼中的“皇都”形象

明代,朝鲜使臣以“观光上国”为荣,十分向往使行来京,且被皇都北京的繁荣景象以及中华文物所吸引.而到清初,持有尊王攘夷之心的朝鲜使臣对清的反感达到高潮,他们眼里北京也失去了文物之都的面貌.清朝中期,随着清朝与朝鲜关系的稳定,朝鲜使臣目睹康乾盛世以及清皇帝的中华趋向,对北京的看法再度变化.北京逐渐转变为中国世界秩序中心的皇都.不过,这时的皇都形象与明代不同,是“盛世”“中华趋向”“夷俗”并存的空间,还存在着在“小中华”意识下对中华文明的衡量之处.     

清末大韩帝国驻清公使馆考论

1899年中韩签订了《中韩通商条约》,结束了甲午战争以来的非正式关系,进入了以近代条约为基础的对等关系.其条约的第二条规定双方互派领事,由此1902年大韩帝国在“皇都”设立驻清公使馆,意味着两国对等关系的开始.而大韩帝国在财政困难以及日俄的压力下,驻清公使馆的工作开展困难重重,最终到1905年11月,韩日签订《第二次韩日协约》不久,驻清公使馆被全部撤收.这也表现出帝国之间弱国的困惑,原本欲以与清朝对等关系提高本国自尊,却得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     

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