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行动释析

利用理解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并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生育行动类型进行划分和阐述，并试图在社会学理论和人口学的经验分析之间筑建一道便利的桥梁。     

放大与缩小：中国人口老龄问题中被掩盖的事实——兼论中国老龄研究中的指标改良与理论反思

老龄相关问题的测量与操作化是老龄研究的基础。部分传统老龄指标的衰竭与偏误导致中国当前人口老龄问题中存在诸多被掩盖的事实,其突出表现为5个方面的“放大与缩小”:一是传统的年龄划分标准会放大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而缩小人口抚养比;二是户籍人口统计口径会放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而缩小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三是在人口迁移流动愈发频繁的当下,名义上的完整家庭结构指标会放大家庭养老功能而缩小政府养老负担;四是健康预期寿命会放大健康老龄化的成就而缩小病痛老龄化的危机;五是传统的老年年龄标准会放大养老负担而缩小老年人自身作用。重新审视传统老龄指标及其信效度,并尝试构建新的指标以推动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城市流动人口的外部性分析

经济因素是产生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因而本文采用经济学理论和人口学资料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部性模型为依据，系统分析流动人口对城市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从经济的角度提出解决的对策。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人口普查数据与行政统计数据偏离现象研究——以中国四大城市为例

人口统计数据是政策制定与规划编制的基础，但中国来自不同渠道的人口统计数据之间却存在明显的差异，而针对这类差异的纵向特征、形成原因与对策建议的研究相对不足，且缺少区域性视角。借助地方政府历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年鉴》等来源资料，梳理了2000—2020年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增长速度”和“行政统计偏差率”指标，对四大城市历年人口普查数据与行政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四大城市行政统计人口值变动存在明显的非连续性，每逢人口普查年，人口会“突生性”地增长，远远高于相邻非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增长速度。四大城市行政统计人口值常年小于人口普查修正值，存在系统性低估。非人口普查年份期间，行政统计值每年都会“遗漏”部分人口，累积形成“数量缺口”,而每逢人口普查年，行政统计值便以普查值为准进行纠偏，“一次性修正”前9年中累积的“遗漏人口”。由此勾勒出人口行政统计“系统性遗漏”的偏离曲线，揭示了人口普查与行政统计之间的偏离怪象，并对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基于此，建议从三方面应对人口行政统计的系统性偏差：一是转变人口控制的政策理念与实践，重新审视由系统...     

出生婴儿性别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出生婴儿性剐逆向选择问题.虽然男孩、女孩都被父母视为"生育性财产",但由于男孩、女孩为父母提供的效用不同,男孩被视为"共同性财产",女孩被视为"分离性财产",正是这样一种财产观念导致父母对男孩需求强烈,对女孩需求减少,从而出现了出生婴儿性别逆向选择问题.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教育扩张与寿命延长对就业年限变动的影响

就业时长是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文章基于生命表技术，利用中国1987～2020年8次人口调查资料，测算1987～202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构成。研究发现：（1）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就业年限持续缩短，从1987年的38.12年下降至2020年的32.97年。（2）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发生了结构性缩短，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占平均预期寿命的比重由1987年的55.35%下降至2020年的40.81%。这一方面受教育扩张和在学年限延长（从1990年的8.50年上升至2020年的15.51年）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法定退休年龄固定不变，以及预期寿命显著延长有关。（3）中国人口老年预期就业年限出现数量增长和结构性变化。（4）就业年限存在性别与城乡差异。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文章提出加快实施延迟退休、教育改革等对策建议。     

南水北调水资源配置新思路:以东线一期工程为例

农业作为一国之本,其需水量是巨大的,因此在任何一项调水工程中必须将其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本文立足于新的配置原则和供水模式思路,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完工后苏鲁两省的新增水量优化配置进行了研究。通过新的配置原则和模型思路,力求使受水区的农业、生活、工业用水不相冲突,和谐发展。本文提出以受水区GDP最大化、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供水公司效益最大化和缺水量最少为目标的针对新增水量的配置模型思路,相对于以往只针对总水量的配置方法更具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