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咏史赋的源流与价值

唐代咏史赋的源流与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一　为咏史赋在赋史上的渊源;另一为咏史赋与魏晋史论的渊源关系。咏史赋在形式与创作手法　上是对汉赋的继承,而咏史赋在题材上是史论的延伸。综合这两个方面,唐代咏史赋这一特　殊的文学样式实际上有两个源流;而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形式上,即唐代律赋的价值。     

"史者儒之一端"试解--兼论司马光、范祖禹的史论

宋代学者大多是综合型的学者,所以探讨其史学观念时,其核心应置于最根本的学术理念上,而不是就史论史。“史者儒之一端”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著名论点之一,而这一论点与其所持有的儒学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儒学、史事、政事相互交织,这在司马光及范祖禹的史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以涑水之学为中心,辅以其史论及政论,可以对这一论断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诗律自由平衡说

"格律"作为各类诗歌传统中的主要特征之一,历来受到诗论家的重视;诗歌传统本含摄于语言传统,但语言传统本身却易为人所忽略。以"诗律"为核心,通过比较汉语中的格律诗、现代诗,与英语、拉丁语中的格律诗,则"诗歌传统"与"语言传统"二者的分疏崭然可见:"格律诗"具有极强的"反语法性",如汉语格律诗中的自由语序,省略以造就的语义含混,拉丁语"六音步"诗中的"连锁句"、"丫叉句"所构建的有别于散文的特殊句法,等等;而"自由诗"看似自由,其语法的规定性却是最强的,其突破有赖于对"格律诗"传统的继承。因而,格律诗的"自由"与自由诗的"限制",恰恰表明了"诗律"与"语言"两者之间互为自由与限制的动态平衡。     

释兴:论一种历史的诗学观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从诗的社会功用来讲的，因此，朱熹把兴解释为“感发志意”，但何晏《论语集解》中却引孔安国的注说：“兴，引譬连类。”郑玄注《周礼·春富·太师》时说：“比，见分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分之美，嫌放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由此可见，在汉代，兴实际上与比相去不远（依郑玄的说法，似乎区别只是用于刺者称比，用于美者称兴），所以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直接说：“兴是譬喻之名，意有不尽，故题日兴…     

“行”的艺术:现代诗形式新探

现代诗在形式上的核心特征是分行书写,但这一现象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中国古典诗歌以平仄、押韵、粘对等内容为其基本的形式特征,可以视为一种韵的艺术,对于现代格律诗有较大的影响。而随着现代诗的发展,它作为行的艺术则逐渐显示出与传统诗歌相异的特质。分行本身为现代诗提供了一种天然的诗意空间,并由此产生了现代诗行的独立性以及行与行之间的疏离性;这种疏离效果在诗中运用的差异,有时成为衡量一首诗晦涩与否的标尺。而现代诗跨行技巧的经营,更是对现代诗的节奏、风格以及其联缀性、多义性等内容有深刻的影响。就现代诗的句法而论,由于行的技巧的使用,也使得现代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延续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特征。     

山谷诗的自由王国

黄庭坚作为宋诗的典型,在诗艺的诸多层面继承并拓展了传统,成为“句法诗学”的集大成者.语序是山谷“句法”的核心之一,平仄、节奏以及押韵等因素限制了诗歌语序的形成,但经过诗人的自觉追求,可造就一类特殊格调.山谷的“用典法”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典故体系”,其重要方法如“用全语”“错本旨”等多能体现其“瘦硬”精神,而用典的“程式化”更是宋人诗学的一大异观.在“远境”的追求中,山谷于“篇中远”及“句中远”独擅胜场,以句法的承接、断裂、省略来营造“句中远”,则更具“山谷风味”.要之,黄庭坚的“句法诗学”为古典诗歌带来了全面突破,已足以构成一座诗歌领域的“自由王国”.     

论黄庭坚的“典故程式”

黄庭坚用典之繁富为人所共知,而其用典的体系化及程式化则罕有论之者,但这却是黄诗创作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典故程式”作为黄庭坚用典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诗人从古代典籍中刻意挑选或精心熔铸而成的片语,它们常常在同样的韵律条件下(如“三字尾”)反复使用,并常常结合了诗人对典故的独特甚至生硬的理解与运用(“错本旨”)。这既是山谷“点铁成金”的大匠钳锤,也是构建“瘦硬生新”风格的突出技艺。与此相关的探讨对于深入理解“山谷句法”及江西诗派的诗学内涵均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