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

日本文人对“成都”都市景观的跨文化“观看”与书写主要聚焦在成都自然景观、成都人文景观和成都风物景观三个方面,是巴蜀文化在日本传播及影响的有力明证。其中,日本文人对成都自然景观的书写首先关注的焦点是作为千年古都的蜀都/成都的“气派”“安逸”,同时还有成都之“第一乐园”望江楼、“蜀都最繁华”之东大街、“坚固精致”之九眼桥和安顺桥以及被誉为日本“鸭川”之锦江。成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而吸引日本文人并令其赞叹不已的则主要是“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水光竹影城西路”的杜甫草堂、“宫中的第一杰作”青羊宫、“神圣”的文庙、“日本见不到”的惜字塔等人文景观。对成都风物景观的书写多集中于被赞为“华人的俱乐部”的成都茶馆、蜀都的交通工具轿子和花干儿、昙花一现的东洋车和马车以及展现蜀人之雅趣的花市等等。对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进行美学层面的理论烛照,可知其具有地域化、景观化、文化化、多元化、奇异化、他者化等特质。     

民族文化语境与中日"郑成功文学"郑母形象的变迁

郑成功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母也备受中日学界关注.以中日"郑成功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在民族文化语境影响下,中日两国对郑母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实像与虚像交织的特点,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变迁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差异.其中,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为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特有,而自立的女性形象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则是中日"郑成功文学"共有的形象特征.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形成体现了明显的时代、政治及文化印记.     

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与挪位——以中日文人的不同书写为中心

历史一方面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及其序列,另一方面也是他人的不断建构和改写。中国历史人物郑成功在日本历代文人的笔下便经历了一个其身份不断被建构和改写的过程: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将郑成功界定为"吾大东日本之人",体现了郑成功身份的日本文化属性;近代日本,郑成功的身份被认定为具有日本人特征的"日本种子发出的芽",体现了郑成功身份的中日文化交融属性;现代日本,日本文人从郑成功身份的中国文化属性出发,认定郑成功为"东亚大英雄"。与此相参照,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是随时代而变迁:南明时期,郑成功被封为"延平郡王";清朝时期则实现了从认定郑成功为"乱臣贼子"到"明季遗臣"再到承认其"延平郡王"身份的转变;抗战时期,郑成功被尊为"民族英雄";"二战"以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郑成功又被赋予"海洋英雄""东亚英雄"的称号。研究郑成功身份的书写史,不仅是深入认识郑成功本人的关键,也是揭示自江户时代至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拒斥等复杂民族心态的突破口。     

一种新的证据冲突计算方法及其应用

证据理论在处理不确定信息方面具有建模方便、算法收敛速度快等优势,但也存在不能有效处理高冲突信息的不足.针对Jousselme证据距离函数不能准确描述证据概率分配值较分散的证据间的冲突度量问题,本文提出了随证据概率分布之间非包含度的增大冲突度量结果按比例增大的改进冲突度量函数,并将其应用于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风险概率预测、目...     

有吉佐和子小说《非色》的“他者”形象

《非色》是有吉佐和子系列社会问题小说的开篇之作。小说以四位日本＂战争新娘＂在美国的遭遇为主线,揭露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对人性的残害。＂战争新娘＂既是性别上的＂他者＂,又是美国社会的＂他者＂,同时,在美国社会,黑人又是白人的＂他者＂。文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就黑人阶层的＂他者＂处境和＂他者＂的话语权两方面对《非色》中的＂他者＂形象做探索性的解读。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

综观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为发展期,相关文学作品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战后”以来为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海洋”因素融入其中.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