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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西部地区的金融存在货币化程度低、突出的二元结构、金融市场发育不良、金融的行政管制明显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金融创新才能为加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西部地区金融创新可以考虑从金融政策创新、金融组织创新和发展小额信贷等方面入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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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贷款是促进家庭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我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采用稳健标准差加权OLS方法和Quantile回归方法,实证分析房贷和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房贷和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均具有正向效应,但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分位上存在异质性,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各个分位上均存在,房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仅在50%以上分位上存在;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各类消费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房贷仅对家用设备类、家居类和交通类消费有正向影响,对食品类、通讯类、医疗类和文化娱乐类消费的影响不明显。本文可为消费贷款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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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检验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消费的影响,深入探讨了精准扶贫分类施策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使贫困户人均消费提高4.37%,生存型消费提高5.76%,发展型消费提高13.12%。从消费结构来看,政策显著增加了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及教育文娱等支出,同时,居住类、交通通信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显著提高,医疗保健支出占比显著降低。进一步地,对于老年贫困家庭,精准扶贫政策通过直接转移支付方式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对于因病致贫家庭,政策通过低保等直接转移支付方式,降低医疗支出,提高生活水平;对于因学致贫家庭,政策通过教育帮扶方式,缓解教育负担,改善生活质量。对于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政策通过"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方式激励贫困家庭,过上美好生活。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发挥出"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作用。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对老年人口、不健康人群、未成年子女数量多、教育水平低的深度贫困家庭作用更明显。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在贫困县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效果更突出。这表明精准扶贫政策聚焦深度贫困,专啃"硬骨头",精准发力,推动贫困家庭生活质量大幅提升。本文的研究为厘清精准扶贫政策帮扶渠道,评估减贫动态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可为相关部门切实把握政策成效,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总结中国扶贫经验提供政策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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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37%.进一步发现,京津冀金融普惠对各分位点家庭收入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这是金融普惠降低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京津冀地区,普及金融普惠能够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增强家庭金融发展协调性,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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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在近期的主要目标应当是进一步提高居民的自治能力和社区意识,有效整合社区资源以及培养居民互相关怀的传统美德。配合这一目标,社区工作必须摆脱传统工作思路的限制,在工作手段上不断寻求新的突破。母亲教育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它以科学育人与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对促进家庭、邻里和谐,儿童的健康成长以及推动民间力量的发育上都有积极作用。它既拓展了社区工作的实践领域,同时也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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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行为及金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资源越广的家庭,其进行正规借贷和民间借入、民间借出的概率越大,正规借贷和民间借入、民间借出的金额也越多。研究还发现,社会网络对正规借贷行为和金额的影响比民间借贷更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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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业信贷渠道和农业信贷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使贫困户获得农业正规信贷的概率提高了1.93%,正规信贷规模提高了20.43%。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作用逐渐增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第三年,贫困户农业正规信贷概率提高3.45%,农业正规信贷规模提高34.4%;非正规信贷概率下降4.08%,规模下降33.34%,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减弱。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政策效果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反映出该项政策在推动金融扶贫区域间协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相较于贫困县,非贫困县的贫困户正规信贷获得的概率及规模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出中国贫困治理中先"区域整体"后"精准突破"的工作思路。本文还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下的正规农业贷款资金并不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效应,然而极度贫困家庭的正规信贷获得情况仍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对建立健全农村信贷市场成效显著,但极度贫困家庭获得正规金融的渠道还需进一步完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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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亟须消费拉动,这使得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之谜进行全面、客观解释尤为迫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和相关历史资料,从儒家文化视角分析了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克服内生性偏误,选取明清时期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强,储蓄率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进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储蓄决策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居民储蓄和消费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应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完善养老金保障制度,消除生育偏好等对扩大内需带来的束缚。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