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率、再生产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价值衡量的净产出增长取决于社会中的积累率水平、追加资本的结构以及净产出增量的分配结构。经济增长是社会剩余和再生产结构的函数。本文运用我国1998—2019年4个直辖市和283个地级市（含省会城市）数据,对该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积累率、追加资本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国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以及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保持合宜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发展目标的基础。随着我国资本密集度的不断提高、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追加资本中可变资本比例的下降和劳动收入的不断上升,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抑制作用。因此,应通过保持较高的积累率、调整投资方向、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获得理想的增长速度。     

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再探与理论重塑

学界多从现象和数据出发分析产能过剩,忽视了产能过剩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而生,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产能过剩出现的频度、强度也较高。政府干预会加剧产能过剩,但也在制止产能过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产能过剩的成因及形成机制错综复杂,既有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也包括产业自身的因素。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产能过剩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并与产品的供求周期密切相关,但其根本是市场因素。产能过剩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力促其最小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错位发展理念不能解释产能过剩问题。文章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产能过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