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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文法律新名词多从日语翻译而来,且大多直接借用和制汉语的书写形式,其辗转形成的轨迹是西方法律词语的跨语际实践过程。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法律辞书编纂之于现代汉语法律译名的形成及变迁的意义在于,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法律辞书是法律译名在现代法学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据或证明。研究近代史上法律辞书编纂、法律译名的中国化及新旧法律名词之间的冲突问题,对消解今日辞书中法律译名的不统一和失范问题,仍具借鉴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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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令状”是一则外来语。令状在不同的国家,有着迥异的叫法。普通法上的令状与罗马法上的令状相类似,但并不同一。令状类似于手令(授权状),但并不是手令(授权状)。令状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相同。本文旨在正本清源,对令状的含义与翻译进行考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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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可从几个主要方面深入展开:一是法律翻译者的主体地位研究。法律翻译者在翻译中呈现出从隐形到显形,从受操纵者到操纵者的转向。二是法律译入语对汉语的影响。法律译入语呈现出克里奥耳化趋势。三是法律专有名词的翻译。法律翻译中的人名、地名及官职的翻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需要规范。四是法律术语的翻译。翻译中的陷阱和伪友现象需要避免。五是法律翻译史的梳理。法律翻译的价值在于促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历程,并推动了法律语言和译学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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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年西葡两国订立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给世界秩序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托德西利亚斯子午线的划定标志着两大帝国塑造世界新秩序的肇始。作为“规治大地的法”,该条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全球土地进行整体划界和安排的尝试。作为“规治大海的法”,其为海洋法及海洋秩序的构建,特别是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害通过权”等国际法规则的确立提供了先例与思想基础。被殖民国家工具化的“文明论”“半球”和“界线”等统辖人心的意识形态及帝国话语实践,为西葡两大海权帝国的崛起铺就了道路。在全球史视野下对《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与地球规治、海洋规治、文明论等关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确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进行再审视,有助于厘清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与动因,探寻当今国际法的思想渊源与早期实践,揭示殖民帝国的话语政治及其参与构建世界秩序的历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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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前后,全权问题和钦差驻京成为中英交涉的核心问题,一度成为谈判延宕的症结所在。英方将全权代表额尔金的职衔Plenipotentiary译作"钦差全权大臣",同时将Resident Minister译作"钦差",均引发清廷上下极大抵触。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方只能妥协接受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职衔被译作"贡使";情势翻转后,先是璞鼎查的职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译为"钦奉全权大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额尔金的职衔则更进一步译成"钦差全权大臣"。汉译"钦差全权大臣"使得Plenipotentiary的含义生发了显著变化-经过英方在翻译上的操纵,指向了英文的Plenipotentiary+Imperial Commissioner的叠合。英方如此翻译,表面上看是为争取或表明英中两国谈判代表地位上的对等或平行,反映出英方自马戛尔尼访华始追求邦交平等或均势的意图,实际上却创制了新的身份不对等关系,折射出中英实力此消彼长的现实。历时地看,英方追求词语对等努力虽先后遭到乾隆帝和咸丰帝的抵制,但其成果最终经过不平等条约确定与固化下来,使得刚刚开启的中英外交关系陷入了新的不平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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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法律术语的渊源、差异与融合——以大陆及台港澳“四大法域”的立法术语为主要考察对象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在大陆法域、台湾法域、香港法域及澳门法域内,法律职业共同体所使用的汉译法律术语主要源于日语、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俄语及葡萄牙语等语种.四大法域的现行汉译法律术语之间存在着差异甚至冲突,但随着各法域译名规范化工作的开展,它们呈现出互相影响和融合的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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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亨利二世在其在位期间(1154-1189年)实行了著名的法律改革.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法在以后若干世纪里的命运.英国的全部法律,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从此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亨利二世在实施法律方面推出的几项举措以及他为实现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四大行动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这种转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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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文生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5):100-117
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于1844年2月抵达澳门后,公使大臣顾圣旋即提出北上赴京向中国皇帝面呈国书和订立和约的请求。面对美方的乘人之危和非正义之举,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遵谕旨通过外交照会尽力与美使周旋,以阻止美国使团北上。往来于顾程间的25件照会冲突不断,极具戏剧性,特别是程矞采在照复中无由头地提到美国兵船赴小吕宋一事,招致顾圣使团的不信任,而程对《南京条约》文本的大幅改动,大概是顾圣在中美新订条约后将《望厦条约》从中文回译为英文、将每条条文的汉字字数记录在案并将此作为预防中国人私改条约之措施的主要原因。此外,顾圣使团译者对“约计三月内”一语的翻译,也给双方交涉带来了严重后果,险些使双方交涉决裂。利用文本比较与翻译史研究方法来梳理这一时期两国间的折冲樽俎,有助于客观书写近代中美外交关系史的第一页。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