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的农民问题思想简论

邓演达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家。他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有自己的系统看法。他的农民问题思想可分前后两个阶段来研究。前一阶段是北伐开始至国民党武汉政府分共前夕,这时他主要地表现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而非思想家或理论家,他对农民问题的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看法,对另些方面有思想萌芽,但总的说还不成系统。后一阶段,是一九三○年春回国至被捕,这时,邓演达在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中,形成了他的民族的平民革命理论体系,对农民问题的系统看法     

邓演达的农民问题思想简论

为了纪念民主革命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烈士诞辰九十周年,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于三月一日,在省政府大礼堂举行学术报告会,研究会顾问、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副主委邓昊明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屠传德作《邓演达的农民问题思想简论》的报告。现将学术报告内容摘要刊载。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调处

马歇尔调处,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要对这一事件作深入的分析,就必须把握住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反之,通过对马歇尔调处的剖析,我们亦可了解美国政策在中国所产生的效果及其影响。“最佳方案”与“最佳人选” 1945年11月下旬,由于援蒋内战政策的破产,赫尔利被迫辞职。于是,美国政府面临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制订新的战后对华政策与选择接替人选。当时,美国对华政策面对三种可能的抉择:“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     

推进文化史研究的正确指针——学习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

文化史,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研究课题。说它古老,因为在史学发展史上,它与政治史几乎同时产生;说它新鲜,因为近数十年来,人们专注于政治史、军事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在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以后,它显得相当冷落。近年来,适应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掌握人类所已创造的全部知识,了解它的内在规律,使之得到丰富与发展,成了文化史研究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问题,进行过长时期的、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虽然毛泽东同志自谦对文化问题是“门外汉”,将他的论述称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但是,当我们今天认真从事中外文化史研究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深感它们仍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推进我们研究工作的正确指针。     

改良派与兴中会的合作谈判小议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在日本与兴中会进行过一次关于两派合作的谈判,其宗旨是"联合救国",谈判持续了一年半以上,以破裂告终.改良派为何与兴中会谈判?谈判又为何破裂?解放以来,论者们一致认为,改良派与兴中会谈判,是为了夺取兴中会地盘;谈判亦因此面破裂.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戊戌政变后,清王朝更加腐朽,帝国主义列强则加紧酝酿瓜分中国,中国前途汲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