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职贡图是梁元帝原本吗?

‘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刋于-九六○年文物七期,金维诺在这篇文章里考证颇群,谓”这张职贡图上所提到的国名,也大都不见于“宋书”和“南齐书”,而和“梁书”、“诸夷传”完全相符合,所记土俗、事实也相同,而文字中所记年代也止于梁。”“后人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想见当时使者姓名和许多外族文书的。因此这些材料都说明原作是画于梁朝。”又“就是在这短短的残卷上,另外还可以辑拾-部分遗文,如图中征引的释道安‘西域志’上的片断;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遣使奉表文等。”金氏对这张图估价很高,恰如其分。由于他所考定,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梁书诸夷传的本据,前此我们一无所知,现在却可以确定,它的一部分是据梁元帝职贡图而写成的了。     

贡、助、彻的涵义及怎样施行

一、“井田”制已得到结论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并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最先的“井田”记载,谷梁宣公十五年传的“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无非钞袭孟子的话.     

白族源流試探

一 說“爨” (一)“爨”是姓非族庄蹻攻滇,留王滇中,这是事实了。由于語言的考定,楚国統治者随周族从北方迁来,似亦无可置疑的事实。那末,在他們統轄之下,当然有不少原来住在那里的土族,既然这样,我們就要问,向千里之外开拓,他带領的部队不可能太少,究竟軍队里面是不是全数楚族抑或夹杂着若干土族呢?周人伐紂,曾領着庸、蜀等八族,依此以推,楚人伐滇怕沒有例外。进一步說,蹻既留滇,无疑部队也跟着留下,他們是构成后来滇中——更确实一点,滇东部族的因素。他們是什么部族呢?这个问題,近年来研究家似乎很少提过,其实只从故紙堆来搜剔,亦无法找出可能的答案,唯有乞灵于湘、滇两方之考古发掘,或可得到些线索而已。《史記·西南夷传》只記滇国王名尝羌,《汉书·西南夷传》更言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元封时汉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降,賜以王印。自此以迄东汉末,汉族势力虽逐漸向西伸展,奈史籍于彼中部落之同异,缺乏分析,很难作出概括的推測。自諸葛亮始,滇之历史乃漸次开朗,亮南征,分其嬴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收其俊杰建宁爨习为官属,习官至領軍。西晋之末,建宁爨量等     

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

哈威氏說:緬甸“自紀元前二世紀以来,中国已以緬甸为商业通道”,但又說:“中国史籍中未尝提及十三世紀以前对緬有任何直接关系”,原英文未檢对,語意却大有矛盾,而且他所謂商业通道,专指陆路而言。但元前二世紀后半,中国与緬确已有海道交通,《汉书》二八下《地理志》云:     

易卦爻表現着上古的數学知識

“易數”为往日通行的名辞,系辞上傳里面也有許多含着数目字的句语,甚而演成河图、洛书种种玩戲,易數的數指“數目”是很顯然的。易的起原和發展相關联的人物有伏羲、神農、夏禹、周文王、周公旦等;易在上古是一种科学,世界上任何种科学,都是累積而成的,沒有一蹴而幾的,易也当然不能例外。唯其这样,可信它从荒古時代起,經过很長的歲月,得許多人的鑽究——不單止伏羲那幾个(“伏羲”虽是神話的人物,但我們可看作代表荒古人類的标識,不必执泥),各把各的認識     

从漢语拼音文字联系到周金銘的熟語

一九四五年在我的“周鑄青銅器所用金屬之种类及名称里面,考定“鈇矫”为銅,友人或不之信。一九五三年七月湖南長沙的战国古墓掘出竹簡四十二片,据李学勤氏研究,竹簡的文字是记着賻贈物品,其     

据《史记》看出缅、吉蔑(柬埔寨)、崑崙(克侖)、羅暹等族由云南迁去

缅族祖先之试探缅的祖先,来历不明,哈威氏缅甸史也不能追溯其缘起,偶因研究云南民族,略有所悟。《史记》一一六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其下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劳浸、《汉书》九五作劳深。王叔武氏以为劳浸、靡莫在滇池区域不过从《史记》文面意想得之。     

楚辞注要翻案的有几十条(一名楚辞中之古突厥语)

北方人谈話对第二人的敬称曰您,求之于古,如足下、阁下、台端等都入文言范围,惟周时的“子”字有点相象(詩大車郑箋“子者称所尊敬之辞”),但不限用于第二位。近研究楚辞、则二千年前,楚确已有专对第二位的敬称,惜东汉时已忘了,文人乃作出不切实际的解释(見下文),滋生許多枝节,楚人謂虎曰班,班固还曉得,入滇而转作波罗,班固的話,唐人已忘記了。又如楚些之名,词章家几于耳熟能详,而近年研究未聞証以方言;我們粤俗还有一句极通用的成語曰“灵些”(些呼去声,与楚辞同),“灵”即楚巫的通名,些系楚巫用語的語尾,今粤語呼灵些,足证成沈括梦溪笔談之說。粤人祖先一部由楚国迁来(見拙著五羊城故事),故至今犹保存在俗语。由是     

治古史也应“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陈伯达同志说:“考古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去考古。主要力量应该用于研究当代的实现。”这几句话对于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历来的偏向,可谓一针见血,又是剂救时良药。我个人专研古史,当然没有设想到这样全面的问题,但即就古史而论,我也主张从较近的古代,逐渐向上推求到较远的古代;谁都晓得,时代越近,我们能够掌握的材料越多,现象的观察越明朗,得出的结论也较易正确。考古,如陈伯达同志所说,     

史记六国表和对近人考订之商榷

陈梦家氏的六国纪年于去年底出版,他在西周年代考的自序曾说:“年代是历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须对此先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史事才可有所依附”。先秦史的入手,年代确是重要问题,我于这一门本未全面深入,不过对(一)敬王至考王的年代,(二)三晋年表的症结,(三)齐的世系,有些管见,现在把它分别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