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新进展、新挑战、新路径

近年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体现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进入新阶段,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得到稳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速,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机制初步形成。展望未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发展不平衡,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美国供应链政策的极端化转向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新技术变革要求,给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进程带来不确定性。为此,我国应发挥好、培育好核心竞争优势、基础竞争优势、配套竞争优势和治理体系优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国内外治理体系融通发展。     

美国供应链霸凌对全球产业链分工与稳定的影响及应对

<正>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美国经济恢复速度显著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美国长期享受中国价廉质优工业品的福利效应。2017年以来,美国援引其国内法中的“232条款”和“301条款”对中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加征产品涉及高技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的日用消费品,美国逐步将中国从产业链合作伙伴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与贸易制裁对象,⁽(1))美国的政策逐渐从相对单一的经贸制裁转向关键产业链供应链战略霸凌。     

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的研究，推敲了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检验了范德普尔的社会支持网发现法对于追溯我国村庄中农民的社会网络的适宜性，二是检验了西方学者发现的弱网的力量对于农村社会非就业领域是否成立。此外，它还对运用问卷发现农民社会网络的问题构成及提问程序进行了讨论。它的基本结论是，范德普尔发现法只具有部分适宜性，弱网的力量对于这个村庄来说并不成立，在非就业领域起作用的是强网，但这并不构成对弱网假说的否定。为了对此进行解释，本文在综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ＩＳ－ＴＳ模型。它比起格兰洛维特的ＩＳ模型更具包容性，能解释弱网的力量与强网的力量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发现     

在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新经济要发挥引领作用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要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格局。而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存在平衡发展战略与不平衡发展战略两种战略选择。一个经济体越过起飞阶段转向成熟阶段,意味着结构性红利的消失,结构性红利的消失意味着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基础条件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战略相应地要做出从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平衡发展战略的调整。然而这只适用于生产力一直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生产力水平如果发生重大变化,必然会带来结构变化,形成新的结构性红利,创造出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前提。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正在创造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在新技术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就是要发挥新经济的引领作用。新经济的影响是横向的,带有全局性,发挥新经济的作用有利于利用我国的结构性双面优势,创造新的结构性红利和提升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是中国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聚焦于这一议题,围绕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区域分工协同与运行安全可控等维度,理论阐释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继之,从协作领域、组织形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等方面梳理协同推进的新趋势,并揭示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研发—制造”环节过度分离、产业同质化竞争等协同推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开展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试点;培育以比较优势塑造、高精尖专业化为导向的“专精特新”城市等具体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提高广大农村的劳动力素质对提升我国总体劳动力水平、实现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不仅可以作用于第二、第三产业,同时也可作用于第一产业,有利于实现第一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以河南省西峡县双龙镇为例,分析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对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双龙镇农民由于掌握了香菇种植技术,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直接促成了香菇种植业成为双龙镇农业的主导产业,实现了农业内部的优化升级。同时,双龙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又间接地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三次产业的优化升级。     

开放条件下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计量,可以采用以“三资”企业为标杆,将我国企业与“三资”进行比较的标杆法进行。我国制造业企业与“三资”企业相比,竞争力的高低、强弱,是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高低、强弱的最集中体现。以“三资”企业为参照,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并呈现出三大特征: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差别较大;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效率指数的变化与市场份额指数的变化趋势相背离。     

东部新经济指数发展现状及区域差异

新经济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新旧动能转换中起重要作用。从创新能力、全球化、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六个方面构建指标,分析东部新经济指数发展现状及区域差异。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新经济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处于较高的水平,并且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创新能力指数处于较高的水平,是拉动东部地区新经济指数较高的重要原因,其次是网络化与数字化,绿色化与全球化次之,最后是智能化。从东部地区内部来看,东部地区新经济指数超过40的省市是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上海,其次高于30的是山东、福建和天津,而海南与河北的新经济指数处于较低的位置,山东、福建、天津、海南与河北的新经济指数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海南与河北的新经济指数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企业行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本文构建了一个企业技术升级的路径选择模型,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企业行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同时,论证了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并分析了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企业的技术选择行为决定经济增长方式,企业选择技术进步的方式由产品间技术距离决定,技术距离的临界值大小与成本和价格的变化速度有关。相同的临界值条件下,创新导致的技术进步成功可能性更大。笔者提出了促进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相关政策建议。     

重新定义比较优势：兼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转向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较快发展，培育和利用发展自身要素比较优势至关重要。但对比较优势的来源或类型，传统研究更侧重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禀赋，使得强调资本原始积累、推进重化工业发展战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等成为不同时期主流发展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然而，大量发展中国家在传统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并没有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反而，以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等为代表的国家通过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而实现了经济腾飞。这种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源于斯蒂格利茨等人强调的学习和学习能力。对比较优势来源或类型的认知，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发展路径的选择，从而对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探讨发展经济学研究局限的基础上，就学习比较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验证，进而讨论学习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学习能力积累和学习比较优势构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影响，这为理解和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解决发展经济学发展中所面临的发展中国家实践的多样性与理论的一般性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