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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的义利观及其启示张利源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张澜有“感于国家之阽危，政治之窳败，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１］，撰著《说仁·说义》二篇，在《说义》中详细阐述了义、利的内涵、外延以及树立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性。抗战胜利后，他撰写《墨子贵义》，对义、利的含义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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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源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2)
1940年至1941年,张澜在撰著《说仁说义》中,对仁与仁政作了系统的阐述.当时,正当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关键时期,如何进一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增强国力,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作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当局,这是必须迫切解决的大问题.而国民党当局却顽固地执行一党专政,官吏贪污,物价飞涨,人民困苦不堪.张澜“感于国家之阽危,政治之窳敝,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所谓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嚣然成风,而恬不为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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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源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4)
张澜(1872—1955)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他整个一生的前期、中期和后期虽有某些变化,但他思想观念上却有着一种主导性和连续性,支配了他的言论行动。这就不能不从他的哲学思想上进行一番探讨。 一 张澜一生尚义,经常以义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1947年4月,在他《76岁自勉集语》(《张澜文集》第304页)中,首句书“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常以“以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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