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鉴与对话：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思考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走互鉴与对话之路,这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文明之间的互鉴与对话。中国政治学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中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国际学术界政治学研究的新观点与新方法,推动国际交流,全方位加强中国政治学和世界的广泛对话,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认同度。其次是学科之间的互鉴与对话,即合理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以政治学为中轴的交叉学科体系,在“新文科”理念的指导下提升政治学回应当下复杂问题的能力。最后是方法之间的互鉴与对话,打通历史研究、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重视新技术、新方法对政治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以不同的研究特色构建中国政治学研究版图并推进不同研究流派之间的交流合作。互鉴与对话旨在本土诉求和全球视野中,既遵循政治学普遍的学科逻辑又彰显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原则遵循、结构调适与职责优化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集中表现为如何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厘清政府治理现代化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分析政府治理现代化中结构调适与职责优化的思路和举措,有助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在原则层面应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贯彻法治原则的同时强化政府治理的协同性与适应性;在结构层面要实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增强政府职能的适度弹性,变革组织人事制度,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在职责优化方面要实现政府职责同面向对象及自身功能相适应,明确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并运用新技术提升政府履责能力,在强化监督中促进问责容错机制的衔接融合。     

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绩效——来自中国283个城市的证据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分区域来看,制造业集聚对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的促进作用,与非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无论是创新型城市还是非创新型城市,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绩效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即制造业集聚不仅会对本地区城市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知识空间溢出影响周围其他城市创新绩效。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不是自生自发的。责任政治建设能够增强制度优势并有利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政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能够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制度的认同度,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标准;责任政治建设强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权责分配,疏通了制度运作中的梗阻,切实增强制度科学性,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衡量尺度;责任政治建设激励多元主体活力、强化制度执行环节、实现容错与问责的衔接与优化,有效激发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责任政治建设培育"行政伦理"与"公共精神",塑造有利于责任政治运行的责任观念,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文化支撑。     

我国农业科技政策推广路径探究

农业科技政策是国家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统筹城乡真展的准则,其以科技推广为基础,使科技转化为农业发展的推动力,影响农业发展的速度,规模与效果。依靠科技推动农业发展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的关键。构建完善农业科技政策体系,是我国推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动力。     

论商法之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是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道德规范,后来上升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之一,学者称其为帝王条款,它要求人们在进行民商事活动时具有善意、诚实、信用的主观心理状态。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在各商事单行法和条例中也有诸多的体现。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相比,商法中的诚信原则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商事交易活动和法律诉讼中也发挥着其他原则不可替代的的指导、解释和补充的功能。     

疫情管理中的模糊治理: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逻辑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治理挑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传染疾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强化了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公共行政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整合多学科知识的同时发展一种“模糊治理”理念。首先,模糊治理是针对模糊议题的治理,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实现系统的风险评估,测算危机所有可能的负面效应与潜在威胁。其次,模糊治理是打破行政边界的治理,需要打破科层制的上下边界与机制流程,整合组织能力、实现信息流通。最后,模糊治理是突破地理界限的治理,需要整合宏观调控与微观灵活,提升区域联动能力,消弭流动社会对危机的扩大,增强制度信任。模糊治理概念为创新风险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政策包装：压力情境下街头官僚的策略选择——基于H市街头执法的案例分析

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方式取决于外部环境。在基层行政中,压力情境下的街头官僚行动展现出一种“政策包装”的新策略。对于这种策略的特征、生成和治理,需要进行深入探究。我国东北地区H市城管部门的街头执法案例可以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包装”的过程性描述和系统性解释。不同于政策变通执行,政策包装是指街头官僚通过表面调整政策目标和话语来提升政策执行的合法性。这一现象往往源于基层政策执行的“主动加码”和街头官僚在“公共遭遇”中降低政策执行阻力的考虑。压力情景中的“政策包装”具有短期性特征,反映出行政责任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政策包装策略不利于提升基层政策执行的效能,根本上源自于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责任陷阱”问题,基层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需从合理的组织激励、循证决策以及构建参与式治理展开。     

"包容与民主"理论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启示

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事关人民生活福祉与国家长治久安。在“社区碎片化”等社会事实下,社区治理亟需寻找新理论与新方法为治理创新提供动力。文章认为,世界著名协商民主理论家艾丽斯·杨的著作《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可以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相关理论启示:第一,协商民主用以取代聚合式民主为冲突提供合意的解决方法;第二,培植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包容性政治沟通来促进社区团结;第三,以“差异性团结”原则来调解社区中人与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包容与民主理论为摆脱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但其具体的应用效果仍需要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