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实际的一种文艺批评——评许春樵同志的《一部有严重缺陷的影片》

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及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经历了与作品主人公陆文婷同样的磨难——这对作者无疑是一次锤炼。 三年前,小说问世不久,就碰上了这样一种批评意见,认为作品没有描写一个坏人,陆文婷大夫     

狂者之言与狷者之态

颜元在清初以推翻程、朱等宋儒的读书静坐之学、专倡习行经济而震动一时。其学说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可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经济的动作,即便外界主动提供的经济管道也被他迫不及待地堵死。可以说他的学术始终呈现一种分裂状态：经世致用是他终生的志向,韬晦退藏也是他一开始就致力的目标。这种分裂状态是缘于清初士人文化中存在两个彼此背离的风势：一个是积极的经世致用,一个是消极的韬晦退藏。经世致用之风推着颜元向前走,韬晦退藏的力量却把他往后拉。两股力量同时作用在颜元身上,几乎将他分裂成两个人。颜元的学术生命就是在两个自我的严重分裂中度过的。     

“文章之权”何以在下?——时文的“传统化”与明末的时文文化

在明末数十年里,针对科举时文,民间的时文选家较之官方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现象被称作“文章之权在下”。既有研究多从社会与制度两方面指出,此现象是由民间社会发展和政治控制松动等条件促成的。但在时文仍然是科举考试功令文字的背景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民间的时文选家凭什么能对“文章之权”可以由自己掌握建立起充分的自信,并在很短时间内即获得天下士子的共信?这是因为,通过将时文纳入“文学”或“经学”的既有传统之中,选家们在科举功令之外为时文另建了一套世所公认的价值。这就是时文的“传统化”。获得不依附于科举考试的相对自足的价值,这是时文的“传统化”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由此也对明末时文文化的整体性格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具有“遇合之资”的现实面相,时文作为“写照之文”与“立教之书”的理想一面,在那时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高扬。     

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汉、宋学关系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至关紧要的问题。清末民初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从既有研究的情况看,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汉、宋学关系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想”的问题;其二,汉、宋学之间的区别未必是壁垒分明的;其三,研究中必须摆脱先入之见,回归清人的语境;其四,应该重新由史料出发,完善与修正既有论述框架。     

科学呼唤改革——喜读报告文学《“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

陌生的名字“修瑞娟”和陌生的名词“修氏理论”,同时被人们传颂着一犹如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陈景润和“陈氏定理”之被传颂。 一口气读完了胡思升的报告文学《“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 (刊《报告文学》1984年第2期,《光明日报》2月11—12日),深受激励,深受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莫当现代“叶公”

这是温元凯副教授在本市的一次报告会上讲的故事—— 某研究所遵上级指示,开展学习蒋筑英活动,发现本单位也有一位蒋筑英式的人物:身患癌症仍坚持科研,工作卓有成效;工资虽低住房虽挤而毫     

“三次摇摆”辨

效平同志的《“翻过筋斗”以后》(刊《解放日报》4月11日),借一个“老而又老”的“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一个新而鲜见的观点: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几次摇摆。文章认为:“洋跃进”是“一次摇摆”;三中全会以后,“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又是一次摇摆”;“后来中央提出在调整中仍然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有出现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又想摇摆。”读后令人难以苟同。     

又想起了“三次摇摆”

最近读了《人民日报》社论《回答一个问题——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深受教育、鼓舞和启迪,不由地使我又一次想起了效平同志的《“翻过筋斗”以后》(见《解放日报》1982年4月11日)。拙文《“三次摇摆”辨》(见本刊1982年第5期)意犹未足,似乎还得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