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中共防腐反腐论

中国共产党在即将成为执政党前夕，就对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作了清醒的估计，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建国后，在腐败现象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止和清除腐败，使党充满勃勃生机和强大的战斗力，这对于我们党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极其宝贵的经验。     

1950年《婚姻法》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布60周年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改革,更是中国妇女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运用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从上至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以及严惩犯罪行为的活动,积极健康的婚姻新风尚开始出现。《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封建婚姻观念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少地区仍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婚姻现象存在,甚至有不少妇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说明,现代婚姻制度的真正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胡乔木研究20年学术史综述

近20年来,胡乔木研究成果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学术评价主要聚焦在五个问题上,尤以对胡乔木晚年的理论贡献为热点.由于当代史研究与当代历史人物研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胡乔木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掌握“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就事论事”;“用前瞻性的眼光衡量事物”三个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对于克服这些难题,把握好学术评价的合理尺度,推动胡乔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都大有裨益.     

消除对毛泽东人口思想认识的几个误区

世人对毛泽东人口思想的认识存在三大误区:其一,毛泽东主张人越多越好;其二,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其三,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造成今天中国人口庞大的原因。其实,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当时的人口政策,错批马寅初也不能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另外,建国初期的人口剧增和今天中国严峻的人口问题的出现有其复杂的主客观因素。毛泽东的人口理论并不对其构成实质性的影响。节育和计划生育思想一直是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     

胡乔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胡乔木是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当代历史上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身上兼具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和鲜明的体制内特征。对他的体制特征要从“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不同阶段来考察。对胡乔木一生的评价，则依据他毕生所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胡乔木参与起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1951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主持起草的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既是评判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胡乔木一生功过是非的重要文献。     

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的民族团结理念及其实践述略

坚持民族团结,是中共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立足于我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把坚持民族团结提高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民族和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他们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民族团结的最重大障碍,应通过采取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制度,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使用稳当和协商的办法以及特殊问题特殊处理等政策和措施来实现和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

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就是党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使党的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做好增强执政意识、明确执政理念、提高队伍素质,推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转变执政方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     

胡乔木与“反冒进”

1956年的＂反冒进＂和后来的批评＂反冒进＂,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又一次党内高层分歧。最后的结果是以毛泽东的权力和权威迫使＂反冒进＂的正确观点统一于毛泽东鼓励＂冒进＂的错误主张。身为中央秘书班子重要成员的胡乔木,随着党的核心层的变化也经历了由支持＂反冒进＂转向批判＂反冒进＂的过程。研究这个变化过程,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胡乔木,也为我们研究20世纪50年代党的宣传工作的得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试论红军长征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1934年至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在战略转移途经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时,宣传和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提高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觉悟。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观念从此深入西部少数民族人民的心中,他们开始从封闭沉寂的状态中逐渐走了出来,迈上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征途。     

毛泽东与五四宪法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起草和颁布的。五四宪法开创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纪元,其所形成的法统为后来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所继承。但是,由于毛泽东对五四宪法的实施重视不够,这就使五四宪法对中国社会没有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当然也为中国的宪政民主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