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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鹏飞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80-91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仅有两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本身就很高,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的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太低,而且他们在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的。没有致仕的吏部尚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而卒为主,其他遭贬谪、弃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实职卒于任上的吏部尚书往往是因为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这对于官员的晚年生活有较大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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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鹏飞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2):90-98
平章军国(重)事制度始于唐代,初为宰相之职,后成为尊崇贵官。宋代的平章军国(重)事具体分为平章军国重事、同平章军国事、平章军国事,序位均在宰相之上,有"平章军国"、"平章"、"重事"等别称或简称,职权大多为军国要事。宋代共有8位平章军国(重)事,王旦、吕夷简辞而不拜,其余6位为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乔行简、贾似道、王爚,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平章军国事韩侂胄。宋代的平章军国(重)事同宰相关系密切,他们地位尊崇,参与决策三省、枢密院军国重大事务,特别是宋廷主动授予的平章军国(重)事,为政颇值得肯定。宋代平章军国(重)事制度经历了由"名"到"实"的过程,部分官员借此名号而把持朝政,对两宋的衰亡负有一定责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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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相似文献
4.
惠鹏飞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3):82-91
宋代赠官扩大了赠谥的范围,对赠谥资格可谓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宋代赠官与赠谥都是对官员身后盖棺定论的重要评价,二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宋代赠谥资格有所变化,宋初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文武官阶至正三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元丰改制文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官至正三品、元丰改制后至南宋寄禄官阶或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至正三品者均可得谥。与此同时,宋代也存在部分官员官品未至上述标准因特殊原因而获得谥号者。从宋代文官、武将、宦官赠官出发,可知赠官达到一定级别可以赠谥。赠官与赠谥对宋人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宋朝时代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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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员卒殁,需达到一定标准方可获得赠官。宋代宰执、曾事潜邸与经筵者及其他普通文官在元丰改制前后赠官资格有所不同:宰执在改制前需阶至四品,改制后卒殁皆可获赠。元丰改制前曾事潜邸者需阶至四品,曾事经筵者需阶至三品,四品者还需同列陈请;改制后曾事潜邸与经筵成为增加赠官恩典的筹码。普通文官元丰改制前需阶至三品,改制后需职事官至谏议大夫或权侍郎以上、职名至待制以上、寄禄官阶至太中大夫以上,三者满足其一即可。宋代赠官资格明确,其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赠官的公正性,彰显了朝廷官方的重视,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6.
宋代赠官对逝者、逝者家属、王朝统治者、在世官员与百姓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赠官关乎官品、资序、绘像,关乎赙赠、荫补等事宜;赠官具有一定的惩恶扬善之意,可笼络人心、稳定统治;对于广大百姓而言,赠官作为无上的荣宠,吸引他们为王朝效力。宋代赠官也存在一定弊端:赠官有部分合赠者未赠、不合赠者获赠、部分获赠者情况相似而获赠资数或品数明显不同等不公允现象;赠官中存在滞后现象;赠官在部分时期恩典过多甚至泛滥。这些既是对赠官制度的冲击和破坏,也加大了宋朝的财政压力。宋代赠官对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王朝统治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赵宋王朝的繁荣昌盛、国祚绵延作出了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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