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词语考辨举例

近年来，有关《史记》注本、译本已有多部问世，这对于《史记》这部巨著的普及，传播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些注译本中，也出现了一些误解词义的现象。今仅列数例，予以考辨。督过卷七《项羽本纪》：“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一／314）这里“督     

“百姓”溯源

对“百姓”一词的较早义项,盖自汉人解作百官以来,两千年间,代代沿袭。《汉语大词典》“百姓”的义项有二①百官,②人民。我们通过对先秦文献的分析考证,溯本求源,初步得出“百姓族”当为“百姓”的较早义,但有待于文献的进一步证实。     

从汉字看汉族先民下衣的演进

汉族先民的下衣,最初是用来蔽前的市,后来形成了遮蔽前后的裳。裤开始是先民著在膝下用以御寒的胫衣,后来借鉴胡服,才形成了前后有裆的穷裤。汉族先民下衣的演进轨迹,展示了汉民族由愚昧到文明的发展进程。     

《孟子》解读献疑

我们通过对孟文进行研读,发现《孟子》通行注本(朱熹《四书集注》,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令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的注释似有商榷之处,现就其语意、词义、句读、虚词等问题提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

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是当前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梳理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的研究现状发现,已有研究成果着眼于语言接触产生的词汇借用现象、语言接触过程的语法复制以及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研究形式多样,成果层出不穷。但也存在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等问题。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不仅为汉语方言提供了语言接触研究的新视角,也为接触语言学提供了中国北方汉语和阿尔泰语言接触的研究个案,修正并完善了语言接触理论。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能够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回族“经堂语”的特殊语言现象(一)——“上”和“打”

经堂语是一种宗教场所的特殊用语。指的是明清时期,经师们用当时的汉语("蒙式汉语")翻译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变体。其面貌特征、性质、形成过程与历史上的"汉儿言语",今天的临夏话、西宁话等西北民族地区接触方言十分相近。我们的研究初步表明:经堂语的译文风格与元、明时期直译体译文风格接近,存在元白话里的"格"标记成分:如方位名词"上"是"位格""宾格"等标记形式,介词"打(达)"是离格标记形式等现象,属于蒙古语等语言的"格"范畴。我们认为这是蒙古语在经堂语里的干扰特征。     

《归真要道》版本考述

《归真要道》是明末清初极其重要的汉译伊斯兰教典籍,该书现今可见的三种版本有两大系统,《米而撒德经释义归真要道》和乾隆五十二年《归真要道》为清末手抄本系统,两书均源于同一个底本;民国初年念一斋排印本为另一系统。为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献整理,促进《归真要道》的传播与研究,对其进行版本考述、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打”字的来源及读音考

历代都有人谈关于打字的问题。明末清初黄生认为,打由提（dǐ）字音转而来;清初李因笃认为,挞字变声调减笔画就成了打;王力先生认为,打读丁雅切与方言无关,把打的音变列入＂偶然性＂一类。其实,打字汉代就有,是朾的俗字。打字本音德冷切或都挺切,读如丁雅切是唐五代西北的方音现象,敦煌文献和现代西北方音均可为证。打的丁雅切后来上升为通语,南宋以后进入韵书,而德冷切或都挺切的读音则保留在吴语等方言中。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敦煌文献的方言学价值

敦煌文献多达数万种,内容相当丰富,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方言材料。利用这些材料,我们既能研究唐五代西北地区的方言,也能印证和研究现代西北方言,还能解决同期传世文献中有关方言的一些难题。从罗常培先生开始,已有一些学者利用这批材料,开展自己的方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人们对敦煌文献的方言学价值认识还不够,已取得的成果和应取得的成果差距相当大;同时,至今尚未出现专门论述敦煌文献方言学价值的文章。所以,探讨这个问题将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能让人们全面了解敦煌文献方言学的具体价值之所在,能为从事方言的学者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和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