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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萌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5,(1)
鲁迅研究嵇康断断续续长达十八年,这一问题值得玩索。 校勘《嵇康集》,鲁迅是在民国二年寓居京师绍兴会馆藤花馆时开始的。据日记载,是年(1913年)十月十五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迄至是月二十日“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盖清季以来,众多的“嵇集”版本中,素以明刻黄省曾校刊本为佳,但鲁迅从京师图书馆发见的明代吴匏庵丛书堂抄本更优,认为“不特佳字甚多,可补刻本脱误;曰《嵇康集》亦合唐宋旧称……最不失原来体式”,与黄本比较,觉得“颇胜众本”。鲁迅为“深惧湮昧”,遂着手钞存全录。何时始抄,日记未载,惟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记云,“续写《嵇中散集》,又于三十日明载“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校钞并施,颇费工夫,可见民国二年十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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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学史的分期,是当前学術研究領域中颇为重要的課題。几个月來,大家对此热烈探討,几位研究文学史的老前輩也都發表了卓越而且具体的意見。然而由于这一問題关涉到对祖國文学遺產的全面評价与認識,極为錯綜复雜,还不易得出恰如其分的結論,所以还有必要展开更加廣泛深入的探討。正如李長之先生所說,这是理論問题,也是实践問題。如果不付出辛勤艰苦的劳动,那是难竟全功的。这里就各家的分期意見試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來商榷,希望得到指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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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随着外资银行大规模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它对我国银行业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外资银行进入究竟对我国银行业产生了哪些影响?它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哪些方面?长期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对此说法不一。本文通过选取2003—2008年我国银行业相关面板数据变量、用数学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研究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从短期看,会对我国银行业部分效率指标有一定负相关影响,但部分效率指标也有呈正相关描述。从长远和整体来看,通过"市场竞争效应",加快银行内部机制改革,会对我国银行业的总体效率提升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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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萌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93,(1)
刘鹗与罗振玉始订神交,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其时,刘年三十五岁,罗年二十五岁。当时,刘鹗投效河工,致大力使郑州黄河决口合龙,声名大噪,遂被山东巡抚张曜招致,任鲁河下游提调。张幕中某些不知水利的迂腐文士,本汉代贾让不与河争地之说,主张放宽黄河河身以杜水患。而刘鹗竭力反对,写了《治河七说》,本后汉王景攻沙去淤之说,主张以“束水攻沙”之法,防止泥沙沉积,以根治黄祸。客居淮安的罗振玉,闻知上海筹赈绅士施少钦等拟以赈灾余款收买黄河两岸民地,以拓宽河身的消息,大为惊骇,即著万言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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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萌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3,(4)
曲笔和反语,是鲁迅克敌致胜的战术之一.这种笔墨看似曲折隐晦,实则攻敌无备,狙击要害,奇兵突起,力量沉若雷霆.它们狠狠地鞭挞了丑恶现实,给那吃人的统治制度以毁灭性的破坏.鲁迅所以运用这些战术、乃是由时代决定的. 相似文献
7.
时萌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91,(2)
从《三侠五义》的渊源及演变过程看,大致分三个阶段:《龙图公案》——《龙图耳录》——《三侠五义》.《龙图公案》,是说书人石玉昆有白有曲的“唱本”.他在杂耍馆里演出;声名雀噪,所以书坛抄卖其唱本营利.乐善堂抄卖唱本《书目序》云:“本堂抄卖……石派带赞新书,授自名人校正……本堂数年来精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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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萌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鲁迅发创“改造国民性”之说,究竟是否出于唯心史观,是值得争议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二十世纪开头那个思潮动荡的大变革年代,青年鲁迅睁大忧虑的眼睛正视现实,无数次深沉的思索,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吁。这个立足于救国拯民的探索,长期以来却被视为唯心史观而给予否定。近年来有少数论文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研讨,值得珍视,但它们仍然是在断定“改造国民性”之说为唯心史观的前提下才给予若干肯定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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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萌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92,(2)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他不仅是个文学家,而且也是颇具雄心的新兴企业家。在清末,他兴办过印刷、织布、制盐等种种民用工业和商业。光绪末叶,他擘划将南京浦口荒滩辟建商埠,不料因此致祸。 浦口为大江南北交通咽喉,那里随着江水起落,历年涨积了不少荒滩。刘鹗闻知清延派袁世凯为津镇铁路督办大臣之讯息,预测将来,如铁路筑成,这里必为商货吐纳之所,所以拟收购荒滩兴建为商埠。光绪二十八(1902)年,刘鹗实地勘察了浦口的九袱洲、八卦洲等江 相似文献
10.
时萌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9,(2)
吴趼人的小说观,在晚清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是这样阐释小说之职能的: 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 为德育之一助云尔。 这样来立论,意味着他已脱出了梁启超“小说论”的窠臼。二十世纪开头,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继发表,认为提倡新小说可以改良群治、演进社会,甚至强调新社会必先新小说,视小说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服务之工具。此论一出:海内风从,为小说发展史开拓了一个新的纪元:把小说从茶余酒后消遣品的陈说中解放出来,刷新了大家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梁氏观点的功绩昭然,然而也显出了极大的片面性。“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以来,三年的实践证明,单纯把小说视为政治的传声筒乃是形而上学的理解;小说应当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以它的美感作用撄人心。于是,小说界有识之士开始对梁氏观点的片面性表示异议,而提出异议最早者乃是吴趼人,他在1906年所写的《月月小说序》中说: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