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的法律冲突以及解决方案

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是企业的两项重要知识产权 ,二者在实践中发生的冲突 ,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发达国家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建立了商标反淡化的法律制度 ,仍没有彻底解决企业的商标权和名称权的法律冲突问题。我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 ,进一步完善驰名商标的法律制度 ,同时通过取消现行关于企业名称的不合理的规定 ,建立企业名称和商标的交叉管理 ,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法律冲突 ,建立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     

论承租人破产时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权

对于承租人破产时双方均未履行完毕合同适用破产管理人解除权规则的标准,“合同实质性目的”说无法为担保性质的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有力解释,故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合同当事人的不同交易情况,考量适用解除权规则是否损害出租人于对待给付的期待利益。出租人享有基于承租人根本违约产生的法定或约定解除权,是承租人破产时破产管理人解除权规则中的应有内容,有利于避免破产管理人单方享有合同解除权对出租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对出租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排除应当仅限于涉及企业存续、保证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融资租赁合同。     

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效力与商标权属变动的关系研究——由“老榆树”商标转让纠纷引发的思考

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目的和后果是注册商标权属发生了变动,由于我国商标法明确了注册商标权属发生变动依登记为准,且要求系列商标一并转让,然而实践中对二者的关系存有不同理解,在老榆树商标转让纠纷中遇到了困境。基于合同效力与财产权利相分离的技术路线,国家对商标的权属变动登记应无涉于商标转让合同效力。只有针对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才是判定该种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而其他管制性规定则不具有左右合同效力的法律意义。系列商标一并转让有违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应当予以修正。     

地方政府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也有了许多新的动向，由过去的绝对私权向公权转化，即更加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在中国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不仅国家需要担当起此项重任，地方政府也应当有所作为，以保障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战略目标。     

论少数股股东权的法律保护

少数股东 (又称小股东 )是相对于多数股东 (或控股股东 )而提出的一个公司法上的概念 ,在最近的公司发展的几十年中 ,大股东借助新的机制和形式被强化以及滥用权利 ,导致少数股东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完善和创新保护少数股东的法律机制就成为了世界各国公司法变革中的焦点问题 ,也是我国公司法修改所面临的问题。本文立足于现行《公司法》的基础之上 ,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个人征信信息商业合理使用的合规性研究

利益驱动下的征信机构商业使用行为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需求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使二者之间形成了“鸿沟”。传统的非黑即白“二极管思维”显然不可取,如何在冲突中寻找突围的路径是征信法律体系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个人征信信息的商业合理使用正当性基础是其内在自身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因子,而外在征信服务市场的极具发展与扩张,个人征信信息的商业合理使用判断应当遵守共同的基本原则。未公开信息是传统民法下的“通知+同意”的判断标准,对于依法公开的个人征信信息是“允许+例外”的判断标准,但需要一般可访问原则作为合规性判断标准。     

解析地役权客体——以《城乡规划法》为视角

地役权制度虽已源远流长,但对于我国来说还是"新"的制度。无论从历史、比较的多维视角,还是从法律概念自身的逻辑解释以及《物权法》的整体,乃至从我国法律体系来看,地役权的客体仅适用土地。它在创设时必然会与城乡规划法相遇,当下地役权受到城乡规划法的限制,在实践中未能发挥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功能。借鉴国外的经验,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在土地的用益物权之前预设地役权,对城乡土地进行规划,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目的,同时亦受行政程序和法律责任的规制,这样地役权制度在我国必然有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