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利平：再造云浮

政府工作属于公共事务，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不仅是经济指标，不仅是GDP的增长，而应该更看重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     

一个抑郁症患者从恶梦到新生的故事

2001年春节,10多天里,孙杰去了3个医院检查,坚信自己得了癌症,而且全身都出了问题。回家后他把屋里的窗帘全部拉上,不开灯,一个人躲在黑暗中苦思冥想。他变得无比敏感,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死”字或者“癌”字,他都会把整份新报纸扔出去,吓得出冷汗;如果他听说外面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就连门都不敢出。“我的青春、理想、事业、辉煌,最重要的,我的形象,一切的一切,走了,消失了,我这个人不存在了。”曾经,他无比坚定地信仰这一切啊,毫无保留地追求,但现在,没有了。他整个人像大厦一般坍塌,整天想着自己就要慢慢在病痛中死去。“常趴在窗口,就想纵…     

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

政治机会是决定一场环境抗争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民众反核事件为例,探究我国环境抗争中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另类媒体上,行动者们借助新技术搭建网络,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议题受到的大规模报道和争议放大了精英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为反对行动营造了明确的政治机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毛泽东已融于中国的身躯

毛泽东逝去已近三十年了,却仍未失去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他的故事一再被提起。三十年,并未让我们产生足够客观的价值判断,我们对毛仍然有太多的情绪和道德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的传记作家往往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毛泽东——一种普世价值下的毛。罗斯·特里尔所写的《毛泽东传》无疑是这些作家中最畅销的。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上百万册。哈佛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奠基人费正清也曾积极地给他写书评。罗斯是澳大利亚人,中文名谭若思,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197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系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职业作家。在西方…     

杨卓舒：不给儿女留下一文钱

这位连续三年来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分别位居15、17、16的富豪今年 52岁,掌控着被称为河北省最大民营企业的卓达集团,个人净资产30亿元。但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放松的方式就是看书、看工地和偶尔陪公司高层打扑克牌。他认为企业家应该像宗教徒一样自我克制,并信奉财富和效率。     

传媒创业语境下的传媒公共性:困境、张力与前景

传媒公共性是传统意义上新闻行业规制和伦理准则的核心原则之一。但在传媒行业的边界日益模糊的语境下,以颠覆性创新为内核的传媒创业活动在推动产生全新行业实践形态的同时,也在传媒体制、行业实践和行业理念等方面,形成了对于传媒公共性的冲击。本文强调从广义层面对传媒业进行界定,并将当下的传媒创业项目分为高度新闻性和低度新闻性两种类型。其中,以高度新闻性为特征的创业项目由于涉及到新闻这一公共信息产品的生产,因而面临更为严格的公共性要求;而低度新闻性的传媒创业项目,则以提供更宽泛意义上的内容或信息为基础而寻求商业回报,因此与传媒公共性的关联较弱。当然,以传统媒体机构为代表的窄义传媒业,依然需要在体制框架内进行颠覆性创新机制的设计,并回归公共性传统。     

风险行业的公众沟通与信任建设:以中广核为例

对风险管理机构持久而广泛的不信任,已经成为当下风险沟通的最显性难题.本文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为例,探讨核电企业如何在信任缺失的社会语境下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在风险沟通实践中,中广核建立短期信任的努力,体现在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等活动营造开放的公众体验,主动展开沟通,以及运用新媒体丰富沟通平台等方式中.而长期信任的建设,则更多借助于核电科普、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风险沟通日常化和长效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当然,社会信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被纳入更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虑.     

中国式风险传播:语境、脉络与问题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推进,中国社会的风险事件频繁发生,凸显出风险传播研究的重要性。基于对既有理论脉络的梳理,结合当下语境,本文归纳出中国风险传播研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要解决这些研究问题,应当将不同的风险传播主体、不同的风险议题纳入观察视野,并通过与西方风险传播理论的对话,归纳出中国风险传播的特有逻辑与传播模式。     

媒体抗争的阶级化:农民与中产的比较

以往关于媒体与社会抗争的研究,多以中产阶级的成功个案为研究对象,并得出媒体对社会抗争有积极作用的结论。这些研究时常忽略了抗争主体的阶级分化,对农民、工人阶级鲜有关注。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阶级所在的社会位置导致了其所掌握的媒体资源和媒体素养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媒体对社会抗争的报道。我们认为,阶级是影响媒体与社会抗争关系的重要变量。媒体"边缘化"或者积极报道社会抗争,与抗争主体的阶级身份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若干农民和中产阶级环境维权个案的定性比较研究,致力于观察两个阶级新媒体运用能力、传统媒体近用能力和策略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维权抗争的组织、诉求的表达、抗争合法化过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