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戏剧理论的历时态演进

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不是一个静态的产物,大小厚薄不等的各类理论著作显示了与古代戏剧艺术同步发展的演进轨迹,从萌芽的滋生,到初具形态的理论描述,以至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既表明了古代戏剧理论家对这门古代生活中最重要的艺术门类认识的不断深入,又形成了一个历时态的理论演进过程,它与戏曲艺术发展史一样,鲜明地呈现着阶段性的不同特征。本文试对古代戏剧理论的历时态演进作一勾勒。     

《儒林外史》:理性作家的理性小说

本文从中外作家的气质类型及吴敬梓的创作经历的考察入手,提出吴敬梓是一位理性型的作家;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也因此成为理性型的小说。其理性化的特色既表现为思考的深刻性、人生主题的普遍意义,还表现在作者以“常醒的理解力”借助形象传达理性内容,具体说来,它呈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结构的完整性,二是人物统一于主题,三是细节和语言的理性色彩。无论是结构、人物,还是细节和语言,都清晰地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意图,都是作家理性的外化结果。但是,《儒林外史》中的理性并没有损害艺术形象,而是灌注着“生气的情感”,这就使作品既具理性特色,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品     

文情士心: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

考察戏曲小说评点的基本材料可以探讨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明清时期的文学评点出自文人之手,其"文人"和"士人"的身份导致了他们评点批评的两个精神向度:一是审美批评,二是社会文化批评。他们的审美批评,既体现出从印象式批评到理论化批评的演进,又包含着批评姿态、不言之言以及文情激荡的特征。他们的社会文化批评,表现为社会关怀、伦理维护和"发愤"、"抒愤"的士人情怀。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构成了另外一重值得探讨、品味的精神世界。     

戏曲评点与晚明士人精神

戏曲评点兴起于明代中叶,评点者或阐发文学见解,或"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但是,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的同时,受作品具体描写的触动,时时会表达文学批评以外的见解:既有对儒家伦理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坚守,也有对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世态炎凉的感慨;既有对虚伪道学的嘲讽和对侠义的崇尚,也有对梦幻时代梦幻人生的感悟。它们共同折射出晚明时期士人的心态和精神。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花鼓灯灯歌的艺术功能和文化、审美价值

流传于安徽淮河两岸的花鼓灯是非常典型的农耕型广场艺术。花鼓灯灯歌既是花鼓灯艺术的组成部分，也是优秀的民歌文学，它既反映了淮河流域的文化，又具有民歌文学的审美价值，是花鼓灯的重要艺术元素。     

论朱权的戏曲创作与理论贡献

本文对朱权的戏曲创作和理论作了较全面的描述和评价,并提出了若干新见。第一部分评析其戏曲创作,认为其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创作宗主儒家观念,后期创作弘扬道家教义,但也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现存《卓文君私奔相如》和《冲漠子》既分别代表了前后期不同的创作取向,在思想与艺术上也各具有一定价值。第三部分审视其《太和正音谱》,认为它在中国戏剧学史上的贡献有四：一是戏曲观念的鼎新,二是理论范畴的创设,三是系统批评的展开,四是理论形态的确立。     

明代戏曲评点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初年的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是戏曲评点的高峰 ,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戏曲评点已经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 ,它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 :思想家李卓吾开启戏曲评点风气的奠定阶段 ,文人竞相参与的拓展阶段 ,创作、评点合一的深化阶段。清代初年金圣叹的评点《西厢记》正是明代戏曲评点的逻辑发展     

徽学与当代学术

20世纪 80年代后 ,徽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其兴起的原因有多种 ,但与当代学术潮流的走向相吻合 ,是重要的原因。其与当代学术潮流有四个方面的吻合 ,第一是新资料所带来的新学问 ,由于徽州保存了大量的文书和典籍文献 ,使徽学超越了一般地域文化研究的层面 ,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第二是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深入 ,地域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徽州地域文化以其特色和丰富性 ,和宏观研究形成互动 ;第三是 80年代以来 ,随着社会史、经济史等专门领域的拓展 ,民间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 ,徽州大量的历史文献反映了民间社会生活情态 ,从而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第四是当代学术越来越注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徽学已有的成果体现了这样的交叉 ,显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