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四强”之路与中美关系

抗日战争中后期,在美国的直接扶持和促成下,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步入了“四强”之列,开始对全球政治关系的演变产生影响。那么,推动这种起步的基本动因是什么?它赋予战时中美关系以怎样的色彩?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前景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拟就此作初步的探讨。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盛顿的中国战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1日,华盛顿又向德、意宣战,美国同时卷进了欧亚两个战场。不     

论我国高校出版社核心竞争力的几个共性因素

本文依据核心竞争力理论 ,首先分析了我国高校出版社在选题资源、人力资源和市场资源诸方面所具有的传统优势 ,以及这些先天优势与核心竞争力的源流关系 ;其次 ,阐述了高校出版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提出了辩证看待竞争优势 ,扬长避短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论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的对美外交

抗战以前,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并确立了以美英为重心的外交战略格局。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在部署军事抵抗的同时,沿袭了自“九一八”以来依赖外交助力以收御敌之功的基本国策,企求策动美英带动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影响并改变东京的侵华政策,以缓和民族危机,最后解决中日问题。但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这年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渝的半年时间里,南京政府为争取美国干预远东事务、斡旋中日关系的外交活动却颇费周折、步履维艰。这半年期间的中美往来尽管为时不长,却对中国抗战的形势和进程产生     

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日关系史著作——读袁成亮《走向卢沟桥事变之路》

迄今为止,史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可谓系统、全面而深入,但对前10年(1927-1937)中日关系的研究则显得十分薄弱.袁成亮所著<走向卢沟桥事变之路--1927-1937年中日关系>(以下简称"袁著")正是弥补这种缺憾的一次成功尝试.     

关于鲍罗廷抵达广州时间的订正

鲍罗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苏俄政府派往中国指导中国革命的至为关键的人物,关于鲍氏离苏来华最后抵达广州的时间,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及一些党史讲义认为是1923年8月。但苏俄驻华军事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载鲍罗廷于1923年10月初到达广州。稽诸史料,后一说更为可信。首先,鲍氏不可能于1923年8月抵达广州。这个时候,他甚至连赴华使命还没有接到。鲍之出使中国帮助孙中山政府,其直接导因乃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考察时带去了孙中山的请求,“希望苏联派政治和军事顾问到广州去。”达林在《中国回忆录》中写道:“根据这个要求,鲍罗廷被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查蒋率代表团于8月16日离粤北上,抵达莫斯科已是8月底。所以,鲍罗廷之被任命应是9月初的事。马林回忆说,1923年9月他奉命回莫斯科时与鲍在哈尔滨相遇,这一记述印证了鲍9月来华的事实。(《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1992年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说质疑

1922年8月下旬,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倡议下,中共中央于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了以“党内合作”形式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这一史实已为众所周知。但是,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道夫·宾(Dov·Bing)则提出了1922年4月“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说,而把中共中央8月会议称之为“第二次杭州中央全会”,道夫·宾的说法不仅在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们中间产生了争论,而且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兴趣和关注。事实上道夫·宾的这一提法既缺乏足够的证据,而其论述也多自相矛盾之处。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说值得商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文明的潮水冲决闭关锁国的堤坝涌进天朝之国,中国社会曾经历了一次巨大震动。几千年来被人们引以为荣的传统文化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镜子前显露了其落后、愚昧和腐朽的阴影,以华夏自誉的天朝从荣耀的峰巅猛然跌入了耻辱的波谷。进步的人们开始从严峻的现实中觉醒过来,认真地探索中华民族在卷入世界潮流后的前景和命运,思考如何改造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成熟而稳定的国民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以适应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将这一探索骤然推向高潮。作为这一运动的旗手和文化思想界一代宗匠的陈独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是颇有代表性的。促使陈独秀把目光转到国民性问题上来的正是他生长的那个时代。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愈益加剧的严重时刻。甲午战败,丧权辱国,朝野上下无不震动,     

孙中山晚年建军思想略论

孙中山在战火硝烟里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革命奋斗历程,深深懂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欲拯救社会非依靠革命武装不可!孙中山的建军思想作为他民主革命思想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于近代社会的土壤里萌生之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徘徊,直到他的晚年,在新的历史时代赋予他民主革命思想新的生命力的时候,它才放射出夺目的光辉。探讨孙中山后期的建军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历史大转折年月的思想特色;同时,对中国共产党与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们在建军与武装革命问题上继     

抗战时期毛泽东论中美关系

抗战时期,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及整个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动,中美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愈趋广泛密切。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对美政策,以尽早争取民族解放,并使战后中国步向民主和平与统一强盛。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者和最高领导人,他对中美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不仅代表了他本人,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中美战时合作和战后关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