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政权职能履行现状研究--以湖北省荆州市J镇为例

当前农村居民期望基层政权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服务,解决好义务教育、总体社会秩序稳定、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但具有不同特征的居民群体的诉求重点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基层政权与农村社区在发展目标和利益上的分离,导致其职能履行的实际状况与居民的期望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基层政权在履行其职能时,如何既考虑到社区整体的需要,又体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是新形势下基层政权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农民工融合度主观认知状况:身份认同、城市归属与发展规划——以江苏省1085名农民工为例

从融合度主观认知角度看,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城市归属和发展规划三方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前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更为分化,在更多的人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人希望成为城市人;农民工城市归属认知状况总体上较好,但是利益相关性影响对城市归属具体指标的评价要消极一些;倾向于留城和返乡的农民工在发展规划认知方面的人数差别不大。社会性排斥制度、城市歧视和传统同质性社会资本下形成的农民工亚文化,影响了农民工融合度认识的上述三方面,然而这不过是二元社会结构的表征而已。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需要在制度上保证其享有公平的的国民待遇。     

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研究述评:理论传统及其发展

农村社会关系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具有独特价值。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是两个主要的理论传统,宗族和共同体研究,以及近期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研究,也有助于在某个面向上理解农村社会关系。随着农村社会由封闭性逐渐走向开放性,当前农村社会关系日趋理性化,但传统因素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然而,如何将农村社会关系研究与社会结构变迁相结合,以及避免研究中存在的层次谬误问题等方面,还需要更多努力。     

中国中部农村宗族权威结构的变迁——以鄂南B村傅氏宗族为例

以中部农村的傅氏宗族为个案,细致描述了民国以来农村宗族权威主体、权威基础、权威表达和权威仪式变迁的过程,分析了变迁的具体内容。研究发现,农村宗族权威结构在整体性变迁的同时,其四个构成部分的变迁也具有异质性。理解宗族权威结构变迁的整体性和异质性共存的局面,需要将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乡村生活的日常实践结合起来。     

城市困难群体救助需求研究——以南京市W区慈善超市制度为例

城市困难群体包括低保人群和低保边缘人群.长期以来边缘人群的救助问题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既是对这一人群经济水平的误解,也在于未能深入认识其救助需求.慈善超市是救助城市困难人群的一种制度创新,通过接受慈善超市救助对象的救助需求分析,发现低保人群和低保边缘人群的救助需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重要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立低保边缘人群数据库、建立救助对象甑别机制和实施差异化救助措施的救助思路.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社区发展对于实现我国整体发展目标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认为,由于在社区内部存在物质基础、社区秩序、发展目标和居民参与等问题,农村社区发展受到影响,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为使得农民组织化能应对来自社区内部的挑战以推动社区发展,需要营造有利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非经济功能的农民组织,同时建立组织激励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     

农村居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状况研究——对湖北省荆州市J镇的调查

提供乡镇范围内的公共产品是当前乡镇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了解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有助于乡镇政府在提供社区公共产品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实证分析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主要体现在基本性公共产品上,但已经认识到非基本性公共产品对于当地社区发展的重要性.乡镇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应力求处理好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农民合作行为研究——苏北P村蔬菜产业协会调查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对维护我国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农民的合作行为却体现出既具有合作倾向又是有限合作的矛盾的两面性,其原因可能与专业合作组织大多由地方政府推动、合作组织自身建设的不足、农村社区契约精神的缺位以及家族联系纽带对合作组织功能的替代等社区性因素相关联,而农民个体性特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农民合作行为的分析,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独特的“农村社区”中,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社区参与行动来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