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典型前创作阶段的侧重点——“典型化”级差中的一个问题

在我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中,"典型化创作"与"典型创作"、"典型化的过程"与"塑造典型的过程"、"典型化的规律"与"典型创作的规律",往往被视为一码事."概括和个性化相统一"的"典型化",竟成了典型创作的专有方法和专有名词,然而,这种含义上的"典型化"一旦和典型创作混为一谈,关于"典型"何所指的问题,以及典型创作的真谛问题、典型本体     

“典型化”的范围、等级及其他

“典型化”的范围、等级及其相关问题,本是“典型化”创作中应有的命题,却在典型化研讨中,出现了相当一致而又是极不准确的见解。揭示、正视这一研究中的弊端,对这方面的传统见解有所反思,会有助于创作论的更新。     

系统论对典型研究的适用性

自贝塔朗菲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创立“普通系统论”(又译“一般系统论”)以来,系统科学在国外得到逢勃发展和广泛应用。苏联不仅形成了包括哲学、逻辑学、生物学、数学、控制论、心理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研究系统论的队伍,而且据说,“现在很少有一本科学书籍能够不讨论‘系统’了”。我国虽然是近几年才开始研究系统论的,但已在哲学、经济学、中医学、心理学、逻辑学、科学学和管理学这些广阔的领域中铺开了。与此同时,并不见用系统论来研究文艺问题的文章,而对典型研究来说,系统论尚属于陌生的概念。其中的缘由,固然难以研究,但明确系统论方法的普遍适用性,它对典型研究中流行的简化论——机械论的优越性,不能不是排除狐疑、自觉运用最新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前提。     

可把系统科学引进典型研究

我们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引下,用系统论和信息论、控制论等来研究文艺典型。这不是为了“赶时髦”,更不是要“穿新鞋走老路”,而是借以开拓典型研究的崭新局面。其中的道理,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审视的一个角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专门的论述,但在他们浩瀚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论及这一关系的内容极为丰富.综合起来,我觉得可以相对分为三个“关系”方面:(一)艺术家及其艺术生产与政治的一般联系;(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主要是作品内容)与政治的关系;(三)文艺作品的接受(鉴赏、评论、研究)与政治的关系.     

“典型化”的范围、等级及其他

"典型化"的范围、等级及其相关问题,本是"典型化"创作中应有的命题,却在典型化研讨中,出现了相当一致而又是极不准确的见解.揭示、正视这一研究中的弊端,对这方面的传统见解有所反思,会有助于创作论的更新.     

周谷城的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评周谷城的“时代精神”观和“真实感情”论

近年来,周谷城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和荅辯同志们批评他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內容涉及到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各个方面,但着重地闡述了他的美学观和文艺观,对美学和文艺理论中一系列的根本问題,如艺术的源泉问題,艺术创作问題,艺术发展问題,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艺术批评和艺术欣賞的问题,等等,提出了与毛泽东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根本对立的理论。而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則象根黑线贯串在他全部理论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周谷城的时代精神观和真实感情论中。本文只准备从周谷城的时代精神观和真实感情论来揭露他的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的內容及实质。     

关于“《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

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人们对以上用分号分开的这句话的理解,往往大不相同。有的同志认为,“所谓在正路上”,是恩格斯“委婉客气的外交词令”,并不是恩格斯对悲剧《济金根》的正式评价;有的同志根据“完全是在正路上”这一句话,便断言恩格斯对悲剧《济金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持赞赏的态度。我觉得,这些理解都不符合实际。 不错,恩格斯的信写得比较委婉,当他看到拉萨尔的创作有可取之点时,就予以誉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