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教代会代表应具备的素质

论述了高等学校教代会代表应具备的 5种思想意识 ,即民主意识 ,全局意识 ,法律意识 ,责任意识 ,创新意识。指出树立这 5种意识 ,是做好教代会代表的思想基础     

亚德谢特《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一书简介

近年来,在国外的中国史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进行比较研究。1988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历史学家亚德谢特(S.A.M.Adhead)所著《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一书把中国历史跟世界历史上的其他诸文明作了全面、系统的比较。正如该书导言所说,这本书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因此,它始终抓住中国跟欧亚大陆西     

财政周期和清代的低水平平衡:比较分析（英文）

晚近西方部分学者对清代国家的研究,试图从财政体制和军事扩张的角度,强调1800年前的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似之处。本文对此提出质疑。文章首先考察了清代自1640年代至1850年代的"财政周期",指出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确与边疆战事相关,但后者对清代国家的税制和整个官僚体制的影响极为有限,这与对外战争和领土扩张在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形成鲜明对比。     

跨越“中希大峡谷”: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可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000至20000美元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关键区间,目前仅有少数国家位于这一区间。不同于长期置身中等收入陷阱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规模优势、人力优势和体制优势,将有可能在2035年之前成功跨越这一区间,加入发达国家行列,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依赖西方霸权的扶持,并且在摆脱西方霸权支配的基础上,凭借自身力量走完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西方霸权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或解构。但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所完成的现代化,必将意味着对自从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性超越。     

晚清国家转型的路径与成败——以“三重均衡态”分析为中心

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1750年代完成疆域整合，在此期间形成了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的三重均衡态。这种均衡态在推动康雍乾三朝走向盛世的同时，又构成一道陷阱，使清朝失去提升对内治理能力和对外竞争能力的内在需求，导致嘉道以后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至1850年代，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均衡态被彻底颠覆。1860年代至1890年代初，三重均衡态重新建立，既成就了“同光中兴”,使晚清政权得以维持在盛世时期业已奠定的疆域格局，又延迟了政权本身的近代转型。甲午战争以后，这种均衡态再度消失，让位于三重不均衡态，导致清季十年国家转型的失败和清朝的最终覆亡。晚清国家转型因此成败参半：在维持18世纪中叶所奠定的疆域格局方面，是基本成功的；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成败参半；在政治体制的近代转型方面，则以失败告终。     

现代化—发展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初探

一一般来说,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演变和发展,都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的制约,反过来,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现代化一发展理论也不例外(本文所说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是对五六十年代以来在国际上流行的关于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各种理论的统称)。纵观近几十年来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演进过程,它们的兴盛和传播,大致是在以下两大区域进行的。     

评现代化/发展理论的两大对立范型

战后在西方学术界所形成的现代化理论的“正统”范型(the orthodox paradigm),与在第三世界国家蓬勃兴起的“激进”范型(the radical paradigm),构成了当今国外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范式。以上两个产生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并且在理论渊源、方法论和基本命题上均截然不同和相互对立的主流范型,是否适用于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包括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这是当前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回答此一问题,这里有必要从方法论和基本命题两个方面检讨一下现代化/发展理论两大范型的基本得失。     

中国何以现代？（笔谈）

“中国何以现代”，是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必然遇到且必须回应的问题。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代文明延续到今天，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其形态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待、叙述或书写历史，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和运行的。因此，今天的人们不论是对历史的叙事和书写，还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都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晦地涉及“中国何以现代”的问题。 然而，“中国何以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蕴涵着十分复杂的具体问题的宏大命题。它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还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对这个命题的持续追问中，不同时代所提供的认识工具有很大差别，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回答或阐释这一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不断涌现，从而使这一问题的丰富内涵不断被触及和拓展，但圆满回答或解决这一问题的目标尚未达成。 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受到了西方的深刻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经济，其基本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基本原则、基本构架乃至伦理精神，都首先出现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科学技术体制的形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度。经历了数千年独立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影响人类的重要成果的中华文明，正是在遭遇到直抵家门口的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侵蚀之后，才逐步地发生了涵化式的变化，从而一步步地走向现代的。因此，对中国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或牵涉到西方影响的问题。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现代转型进程，不论是发端还是具体进程乃至最终的实现，皆有由中国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独特内涵。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现代化而稳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的。总之，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发展，尽管不乏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在某个特定时期也有对西方的模仿，但从总体上看并不是按西方的道路和模式而实现的，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有的路子。其间，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由悠久历史和文化所孕育的创造力，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忽视或忽略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就无法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 今天，中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和探索“中国何以现代？”这个命题，刚刚在国内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是值得一读的作品，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李怀印教授认为，现代中国的形成，是在一个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实现的。这样的现代国家转型过程，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阐释。因此，作者以广为接受的现代国家四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主权为分析依据，采取“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量，构建了“地缘、财政、认同”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三个向度来叙述现代中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为读者呈现了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近现代历史中的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更为“中国何以现代”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我们约请了四位学者，以《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为切入点，对“中国何以现代”问题进行讨论，汇集成一组专题笔谈，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