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孝经本义》的学术特质及其意义

清末是《孝经》研究的又一次高潮,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的刘古愚在康有为的直接影响下,转向今文经学,作《孝经本义》以显其意,以敷世用,提出诸多创发性观点。刘古愚首先标举《孝经》,指出《孝经》是经,六经为纬,乃六经之先导,蒙养之根本;在《孝经》文本上,刘古愚推崇唐明皇的《孝经注疏》,质疑、反对朱子对《孝经》的删改和编排,提出新的改本模式;在内容上,他反对将"孝"局限于父母一身,而是要扩充其量,创新性地提出"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的《孝经本义》体现出"拔弃考据训诂、独研微言大义""以四书释《孝经》""理在解语内"的经学特质,在晚清时代激变之际,回向固有传统,提振儒家伦理,以为救世良药,拓展《孝经》的诠释维度,丰富《孝经》的意义世界,开显出学问家而非如康有为政治家的经世方案。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在创新中推动组织工作新发展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如何用面向世界的眼光来认识组织工作,用服务全局的眼光来谋划组织工作,用历史进步的眼光来研究组织工作,在创新中推动组织工作新发展,是新时期组织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新使命.     

以儒学普世化范式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历史上的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达两千多年,必有其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只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局限性已经凸显,面临着如何提升其指导地位的现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通性和共性,使其借鉴儒学成为可能和必要。从制度上的马克思主义、学理上的马克思主义和世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方面借鉴儒学,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尹焞心性思想阐微

尹焞是程颐晚年最为得意之弟子,他对当时学界核心话题心性论进行阐发。他突出心性之别,肯定"生之谓性",重视诚、敬工夫,将二程开创的道学话语进行推阐,使其更加明确。他的思想虽然开创性不足,但却是程颐之学得以发扬、朱子建构哲学体系所不可缺少的。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朱子哲学工夫论

本文以朱子哲学中的代表性范畴——"敬"与"义"为切题点,重新梳理朱子的修养工夫论。认为朱子是以"敬"、"义"两分,内外兼顾,来统摄其它工夫的。朱子工夫论内容庞多,体系复杂,但均可归之"敬—义"结构中。在朱子工夫论中,"敬"与"义"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绍攽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转变。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