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洋环境危机治理：机制演进、复合困境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发生的频度与烈度不断上升,其强破坏性、难预测性、跨国扩散性和连带性等特点,导致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需要从全球层面开展危机合作与治理协调。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可分为灾害性、生态性和资源性三类,面对各类新型海洋环境危机的出现,治理规范与国际标准存在许多空白,因此海洋环境危机治理已成为全球规则竞争的焦点。同时,气候变化加剧、人类开发国际海底步伐加快、南北国家危机应对能力差距拉大等都使全球海洋环境安全管理陷入复合困境,凸显为危机系统纽带性与治理碎片化、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南北协同与技术博弈等一系列矛盾。建筑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持续加强参与全球海洋环境危机治理的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危机治理新领域的标准与规则制定,以最终建立系统性、长效性的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协作机制。     

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维影响力分析

巴黎模式开启了"自下而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国家之外的多利益攸关方力量。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政治中的治理性权威日益增强,体现为认知性影响力、手段性影响力、社会性影响力、资源性影响力和象征性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去气候化"政策刺激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追求一种地方性气候领导力,并且谋求这种地方性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的可见性,这表现为通过多元网络性伙伴关系来建构其结构性影响力;通过议题引领和主场峰会外交来提升其手段性影响力;通过权威性和系统性研究强化其认知性影响力;通过把握政治机会和塑造集体认同来增显其象征性影响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快速崛起对于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格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能否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将影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性作用的发挥。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使其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信息和技术优势,并且,这种在地方层面对于气候挑战的共同应对推动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这一新的网络性治理形式为增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以及聚积城市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建构平台.从纵向上看,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次国家互动层面;从横向上看,为全球气候治理吸纳了更多的地方行为者,扩大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空间.跨国城市网络还扮演着技术创新活动家和规范扩散者的角色,并且通过与各种外部行为体的积极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弹性网络的杠杆作用.     

国际环境政策协调中的扩散机制

在缺乏中心政治权威的无政府状态中,国际体系中的各行为体如何对自身的利益认知、目标偏好和政策行动作出相互调整,最终在国际层面实现某种程度的政策趋同?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协调机制,一种"自下而上"的扩散性机制在"后里约时代"的国际环境政策协调中发挥显著作用。在外界的强制力以及国际协定的约束力缺失的状态下,各个国家通过对先驱国家的政策效法和学习内化,自愿并且单边地采取了相似的环境创新政策。通过系统分析来探讨扩散过程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层次分析的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政策扩散的各种具体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