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用学角度看17年文学语言的公众化、社会化趋向

17年的文学语言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从语用学的角度看,作家们浅近的语言素养和大众化的艺术趣味、17年文学作品表达对象及语境的单一、读者的欣赏水准及审美要求的低俗、文学语言形式在风格和方式上的始终不一致等等现状,导致了17年文学语言的公众化、社会化趋向。公众的、社会的文学语言在17年既有其不可忽视的进步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失落了语言的个人风格和地域色彩,为17年文学的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建构中国电影传播史

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传播史已经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深广性。电影传播史也正在进一步整合电影学和传播学的成果,从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学术传统走向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国电影传播史(1905-2005)研究中国电影诞生以来迄今100年的传播历史。从历时性分析,中国电影传播经过了1905-1949年间以上海影院为中心的区域传播阶段、1949-1979年间以城乡放映为中心的国内传播阶段以及1979-2004年间以影院放映/音像制品/电影频道/网络视频/各类影展为中心的整合传播阶段;三大历史阶段里的中国电影在传播制度、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各有具体的特征并承载不同的历史使命。从共时性分析,100年来的中国电影传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心理。     

试论“十七年”文学语言的人工性

“十七年”的工具性文学语言观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语言在语法上具有人工的文学语言特征。大众人工语言无意中消解了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独持声音;新文学人工语言也因容易陷入泛叙述而无法展示广袤深邃的人物心理和情绪;复合人工语言克服了以上两种弊端,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它仍无损早已约定俗成的、规范化了的人工文学语言大厦,妨碍“十七年”文学向更深刻的境界发展。     

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电影的传播制度及其空间拓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亦即从电影传入中国至1927年之间,中国电影传播主要诉诸道德与风化,基本无关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与落后保守的价值导向及混乱无序的官方介入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几乎处在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并导致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陷入目标/效果的错位与传者/受众的分裂之境.民初前后的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群体,也在电影传播迅速滋长、日渐繁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某种不羁的自由与失范的快感,当然也品尝到了一些价值的困惑与认同的焦虑.     

帝国的乡村凝视与殖民的都会显影--以1937年“满映”制作的“文化映画”《光辉的乐土》和《黎明的华北》为例

《光辉的乐土》和《黎明的华北》是“满映”在1937年制作的两部重要的“文化映画”。对这两部纪录短片进行更深一步的、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可在还原“满映”的统治和侵略特性之外,揭示出作为统治者和侵略者的日伪政权在其镜头与画面之间若隐若现的意识形态及文化症候。事实上,通过《光辉的乐土》和《黎明的华北》这两部“文化映画”,“满映”不仅宣扬了日本人的“满洲观”和关东军的华北政策,而且在凝视乡村和显影都会的过程中,彰显出帝国主义的“大陆”幻象和殖民者的拓地心态;两者之间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恰恰从精神层面上映照出战争时期日伪“国策电影”所谓“日满一体”、“东亚和平”的虚伪性与虚弱感。     

超稳定模式:中国电影的社会学批评

本文从电影特征及其批判特性出发，对在中国电影批评史上占最长时段（１９２１年一１９８５年）的电影社会学批评模式进行了纵向扫描，并力图从中得出富有启示性的结论。笔者认为，尽管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中国电影的社会学批评有许多未尽人意处，但从中国电影批评史的眼光来看，它的历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革命.回归——两部影片的历史印迹

《刘三姐》:革命年代的声色之娱做了10多年的电影史研究,我发现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中国影人越来越不会拍雅俗共赏并令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了。《刘三姐》的经典价值和影响力已经跟桂林山水联系在一起,无须太多的附会和张扬。我想说的是:在《刘三姐》拍摄上映的年代,尽管"革命"战胜了"娱乐",但     

“本党电影宣传”与“民族国家建设”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及其历史命运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试图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抗战建国”、“戡乱总动员”等思想策略以及教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官营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等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在此过程中,一批国民党官员、文人和各领域专门人士,通过函件宣言、演讲报告与发表文章、身体力行等方式,为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各级机构发布有关电影审查、文艺奖励与文化发展、文艺宣传的函件、法令、纲领和议案,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电影指导委员会,并制定相关章程、规则、条例和标准等,来检讨国产电影的封建伦理道德,抵制欧美电影的辱华行径,防备苏联电影的“革命”思想,清除左翼电影的“阶级”意识,并以“党化教育”与“文化统制”的积极姿态行使中央政权在电影传播领域的使命和职责。当然,由于政治、军事、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原因,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制度始终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深度、广度和效能。     

主流大片的话语建构与中国电影的生态命题

 从文化生态学或生态批评的视角观照当下中国的主流大片,无疑可以获得一种更为普泛的价值取向和较有成效的言说方式。也正是基于电影生态学与生态批评的理论前提,可以提出主流与非主流、大片与中小影片以及主流大片的生产与消费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有望在积极适应、协调互动和力图创新的层面上为主流大片寻求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向前迈进的依据。总的来看,一个公正、平衡的中国电影生态,需要在主流电影与非主流电影的积极适应和相互转换中逐步构建。漠视或者清除了非主流电影,主流电影也会失去健康的肌体与创新的活力。而在多元的全球化背景下,在独特的中国电影语境里,国产大片蕴涵着许多复杂的动因、具体的过程和丰富的细节,简单的是非论证和抽象的价值评判都是不太可取的;对国产大片的生存境遇和生态状况进行较具针对性的分析和探讨,正是大片话语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与此相应,主流大片话语不仅跟中国整体的电影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而且需要政界、业界、学界与媒体、观众的共同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中国主流大片的生产与消费,使中国电影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生态平衡之路。     

中国的好莱坞梦想——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里的好莱坞

从“荷莱坞”、“荷来胡特”、“花坞”到“好莱坞”,中国人心目中的Hollywood逐渐演变成美国电影的代名词和一个流光溢彩的梦幻天堂。好莱坞的中国影迷,在物质迷恋和感官慰藉的层面上走近好莱坞。但在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仍然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向好莱坞学习并寻求与好莱坞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进而试图在中国境内建立另外一个“好莱坞”,最终实现中国的好莱坞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