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境遇风格诗学”中的“现象学”因素——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对象

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经历发生期、形成期、拓展期三个阶段,其对应的批评形态分别是：境遇风格诗学、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而发生期的“境遇风格诗学”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理论盲点”。从学术思想的生成看,现象学在詹姆逊批评理论萌芽发生、方法初建时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作用。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起点,现象学搭建了在范畴、方法、体系上从新批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新路径,在现象学与新批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元话语的冲突、对话、融合中塑造“境遇风格诗学”体系。此后,境遇风格诗学演化成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现象学也从早期话语资源的借鉴应用,转为思想、方法上的理论启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对话。然而,理论话语的兼收并蓄与多元杂糅,也引发了“折中主义”危险。     

个性灵魂与理性旗帜的悖论 --丹纳艺术本质特征论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种族-时代-环境"三因素"说,其中蕴含了黑格尔式的艺术观念.种族-时代-环境既是理念,又是艺术要表现的内容,艺术家作为中间环节是通过创造性的模仿将理念变成艺术品.丹纳的模仿说揭示了艺术的想像性与独创性、主观性与情感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等本质特征,可他注重艺术个人情感和个性表现的非理性立场与时代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互相抵牾."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泰纳才具有他在文学艺术上所不断探求的‘代表性'的高度."[1](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