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中国通商口岸的布局与云南省城开埠研究

清季中国已开各类通商口岸数十个，但地理分布偏向中东部沿海及沿江地区，存在严重的布局缺陷。西南、东北相对孤立，未能与中东部地区有效连接，其中西南地区问题尤为突出。四川与云南之间缺乏顺畅的商贸通道，贵州完全没有开放口岸，而云南已开口岸均在边境市镇，与经济相对发展的滇中及滇东地区相距甚远。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省城主动开埠，不设租界，自主管理，权自我操，成为中国西南第一个省会级通商口岸。省城开埠不仅促进了云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通商口岸的既有格局，优化了西南地区的商贸网络，是中国早期“西部开发”的积极尝试。     

以“理”为本，构建“和谐崛起”的中国新范式

国际体系的转型正由量变转向质变。新兴大国成功替代旧霸权国的范式必须与时代的精神与物质本质相符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给中国提出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中国面临“被”负责任的境地,中国必须善于应对,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外交正处于从“和平”向“和谐”深化的新出发点,如果中国希望在21世纪的角逐中胜出,就必须跳出大国权力...     

倒萨战争——确立美国新秩序的战争

冷战后,美国利用高新技术,扬长避短,连赢了几场战争,对外动武的信心十足。阿富汗战争和伊战的胜利助长了美的气焰,美成了当前世界主要的战争策源地。冷战后,遭受过美打击和欲打对象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反恐已成为美的金字招牌,镇压、剪除发展中国家中不服它的“刺头”的道义理由。伊不会是美欲打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反恐战争有可能指向“南方”国家。伊战是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新的十字军东征”,是美在世界确立其新秩序的战争。     

基于分形理论的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可达性等级研究

本文基于分形理论,建立城市经济潜力与可达性等级间的关系模型,探讨铁路网建设对城市及区域可达性的影响,并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进行实例分析。东北地区大城市可分为5个等级,对于因可达性水平较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城市,需要通过修建铁路提高其可达性水平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所建立的城市可达性等级模型可用于分析区域内城市发展与铁路网建设的关系以及对区域铁路网进行评价等研究。     

“跨界民族”改“跨界人民”仍会造成新的歧义——与朱伦先生商榷

作为《世界民族》的读者 ,笔者一直关注着朱伦先生和乌力更先生有关“跨界人民”概念的讨论 ,颇有收益。在读了朱先生的两篇文章后 ,笔者也有一些疑问冒昧向先生提出 ,谬误之处 ,还请朱先生和读者指正批驳。一朱先生主张将“跨界民族”改译为“跨界人民”的根据之一是汉语中“民族”与西方语言中“ｎａｔｉｏｎ”的概念一致 ,而西方语言中“ｎａｔｉｏｎ”意指国家或国民 ,所以“跨界民族”之说不能成立。但朱先生却避开了汉语中“民族”一词除广义概念之外 ,还有狭义概念 ,而狭义概念中的“民族”并不是指西欧语言中的“ｎａｔｉｏｎ”。汉…     

南苏丹独立的背景与前景

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共和国诞生了。苏丹问题集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经济、政治和地缘于一体,集中微缩了非洲问题的复杂性。黑奴贩卖的历史记忆,殖民主义的人为隔离,近40年内战结下的恩恩怨怨,使分离成为无奈的选择。南苏丹百废待兴,但新国家面临老问题,遗留问题未能解决,核心问题是石油资源分配,潜在的隐患威胁南苏丹和平发展的立国之路。     

“他者”视域下社交媒体中的城市形象研究——以“2020微博百大视频号”对成都的言说为例

近年来,城市形象塑造的实践与研究受到高度重视,但关注重心局限在主体塑造,对公众如何认知城市形象却甚少措意,因而难以对城市形象塑造成效作出准确判断.鉴此,借助“他者”视角,通过公众在社交媒体的日常言说分析其形象.结果显示,成都形象塑造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公众言说的成都与媒体描绘的成都,以及能真实感知的成都,都有一定距离.     

进入21世纪的中亚:政治特征和发展趋势

在经历了百年中最大的巨变后 ,中亚五国的政治特征和发展趋势已基本明朗。权威主义政权是中亚基本的政治局面 ,强人总统和一党优势制是其突出表现 ,这种态势将继续下去。这既有领导人的原因 ,也是国情的需要。世俗主义是中亚各国的既定方针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被初步遏制 ,中亚外部原教旨输入减弱或受到集体抵制 ,穆斯林社会 ,世俗性国家是中亚的发展方向     

西方纵容袒护中国民族分离主义的原因

2010年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罔顾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执意会见达赖喇嘛,引发了中国舆论和民意的强烈愤怒。2008年和2009年,＂藏独＂和＂疆独＂势力分别策划实施的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指责中国政府为稳定局势采取的措施是＂镇压少数民族和迫害宗教信仰自由＂,公然为中国民族分裂主义者张目。一个接一个的西方国家上演反华＂秀＂,允许中国分裂分子窜访进行反华活动。西方之所以这样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根源。分化中国的战略目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衡量中国事务的西方价值标准;偏听偏信分离主义分子的蛊惑宣传;猎奇理念,商业炒作;政治做秀和捞取选票;多元体制,混水摸鱼都是西方纵容和袒护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