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米利都的文化中心地位及其成因

米利都是古希腊早期的文化中心 ,但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 ,它一直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论述米利都创始性的文化成就 ,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对外交流 4个方面分析其成因 ,对米利都在古希腊文化史上的地位做出客观评价。     

希腊化文化对西欧的影响

古希腊文化奠定了西欧文化的基础。古希腊文化主要是通过罗马而传之后世。“我们都是希腊人”,19世纪的法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瓦曾如此感慨地说过。但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希腊文化主要包括希腊古典时期的城邦文化,以及希腊化时期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之世界文化;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希腊与东方各地的文化因素相互交流、融汇的结果。二,希腊化文化不仅是对古典文化形式的利用,而且是     

公元前希印文化关系初探

古代希腊、古代印度,是世界古典文明中的两颗璀灿明珠。它们虽然相距遥远,但从印度的吠陀时代与希腊的荷马时代起就交相辉映,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篇章。因此,对以元以前东西方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明之间的文化关系进行纵横考察,对于我     

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形成与特点

君主制、民主制、寡头制是古代世界的三种基本政体形式。希罗多德在论述大流士等七人起事成功,讨论今后的波斯政体时,借他们之口对这三者作了一番解释。他认为君主制是一个人的统治,民主制是多数人也即人民的统治,寡头制是少数人的统治。根据希罗多德的观点来看,从亚历山大帝国到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以及随后的拍加马、巴克特里亚等希腊—马其顿人王国,它们的统治形式无一例外的都是君主制。然而,这些君主制是怎样形成的呢?是马其顿国王统治的继续,还是对东方君主制的承     

传闻还是史实——汉史记载中有关西域希腊化国家与城市的信息

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丝路大开,中国与西亚、中亚和印度,甚至东地中海地区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地方大多属于原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开创的希腊化世界,其中的希腊化王国此时有的已经消失,易名改主,有的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但也都在公元前后彻底消亡。幸运的是,这些王国的遗产,尤其是希腊人原来建立的希腊化城市却没有随之湮没,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演变成为丝路重镇或文化中心。关于这些王国和城市的记忆和传闻也就随着丝路的扩展传入中原内地,从而在史书中留下了关于它们的记载。     

“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

希腊化文化广义上属于古希腊文化的范畴,但与古典时期的文化在地理范围、因素构成、精神实质上明显不同。它是亚历山大东侵之后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汇的产物,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成果之巨、影响之远前所未有。它首次并最终沟通了希腊、埃及、巴比伦、印度、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文明源流,揭开了欧亚非大陆间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

阿伊.哈努姆遗址是迄今为止在中亚地区原巴克特里亚(大夏)希腊人王国统治区域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希腊式城市。它的出土是希腊化文明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仅是希腊人在中亚地区长期立足统治的见证,而且是东西方文明在这一地区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从该遗址上,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希腊文化特征,也可以感受到当地文化的强烈影响。它说明,虽然有的文明可能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借助于军事和政治手段的推动,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但最终的结局仍然难免融入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犬儒派与庄子学派处世观辨析

大约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之时,古希腊和中国两大文明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对此社会巨变,古希腊的犬儒派和中国的庄子学派反应最为强烈。他们否定现实制度的合理性,对统治者大加斥责,对现实社会悲观失望,对待个体生命淡泊名利,甘愿清贫,笑对死亡。但犬儒派比庄子学派更加极端,被社会所不容。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看,不同的文明体系、地理位置、传统习惯决定了二者处世态度的不同;相同的文明发展阶段、社会历史时期和社会人生问题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