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1911年梁启超台湾之行

1911年梁启超应林献堂之邀游历台湾。梁启超在台期间发表了一些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论,这并非其真情之流露,实为其权宜之计谋,也与其内心"日本情结"和"亚洲主义"思想有一定联系。梁启超离台后仍与台湾士人保持密切联系,这使其在台社会影响延绵不绝、更加深远。     

1948年福州水灾述论

1948年福州爆发特大水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场水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水灾之后,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广泛筹集赈款,救济灾民。各种民间组织如华侨、同乡会、教会、文艺体育界、新闻媒体等纷纷介入救灾活动之中。     

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多维研究——以沪宁杭城市人力车夫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沪宁杭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充当苦力,人力车夫是城市苦力的代表。本文从城市化角度揭示人力车夫的时代背景,以底层视角反映人力车夫的群体状况,在日常生活中折射人力车夫的整体形象,进而凸显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边缘场景。     

科举制度与清末社会问题

清末科举制度的存在致使赌博现象泛滥,走私活动猖獗,社会混乱不安,仕途壅堵不堪,科场作弊成风,考生人格扭曲。这使得科举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荡然无存,由是科举制度在清末走上了不归之路。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传教士对传统教育的审视,使人们加深了对封建教育弊端认识;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实践,进而凸显了传统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传教士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介绍,为传统教育改革作好理论准备。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之探究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十分严重,其频率之高,人数之多,情景之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惠安社会各界也以各种方式介入防控,但以失利告终。惠安女自杀究竟缘何而起呢?性别的职业流动与两性关系的失衡,传统的婚姻制度与特殊的社会习俗,为女性普遍绝望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加剧了她们的自杀倾向。而"金兰盟"的普遍存在则为自杀由个体行为走向集体行为提供了契机。这导致民国时期惠安女自杀现象愈演愈烈。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近代社会的转型

190 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促使国人思想的解放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瓦解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全面转型。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传教士对传统教育的审视,使人们加深了对封建教育弊端认识;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实践,进而凸显了传统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传教士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介绍,为传统教育改革作好理论准备。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晚清新政时期乡民毁学述论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毁学现象,1910年毁学活动更是发展到顶峰阶段。乡民毁学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一是新政的横征暴敛使乡民视学堂“如横暴之关卡”;二是学堂的现代性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同;三是社会转型期乡民惊慌的心理惯性;四是乡民缺少文化归属感。虽然清末乡民的毁学并非是普遍性事件,只是“民变”一部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不可低估。清末乡民毁学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侧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     

论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解体与留学教育在近代的兴起有着一定的关联。留学教育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们突破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束缚 ,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思想支柱 ,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价值取向 ,重塑了国人被扭曲的人格 ,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树立了样板 ,这样 ,科举制度的解体成为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