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主义:渊源与价值

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和自由保障机制,是内生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文明现象,其源生和流变有其历史逻辑。宪政主义以人格尊严与个性自由之保障为终极目标,以限控国家公权力为制度基石,以宪法主治和程序法治为实现路径,包蕴着丰富的价值内涵,殊值借鉴与反思。     

近年来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评析——从“两个证据规定”到“刑诉法修正案”

在复杂而多元的中国法律体系中,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及时出台,不仅引入了证据裁判、程序法定等一系列现代证据法原则,而且确立了质证审查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刑事证据法的人权保障水平和科学性。当然,当前刑事证据法规范也存在规则冲突和细致性不足等缺陷。成效与局限并存与“试错逻辑”和“博弈逻辑”并存有较大的关系,试错逻辑使得一部分改革举措更具有实务可操作性,但博弈逻辑也使得证据规则的制定与落实存在隐忧。     

刑事司法改革:从变法逻辑到试点改革

"变法逻辑"一直是统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路径.在激进变法与急速修法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妥当的试错机制,不仅制度的正统性资源在流失,上层指导与地方创新的关系失衡,改革本身也沦陷到"一改革就失败,失败再改革"的困境.为摆脱长期的改革误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应实现从"变法逻辑"到"试点改革"的逻辑转换,实现从"局部完善"到"全局优化"的效能发挥.     

论检察绩效考核的制度语境与转型逻辑

在不同法域,检察考核均是优化检察权运行和绩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语境的比较,美国与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分别选择了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等不同的检察运行模式,在检察绩效的考核方法上却均表现出“以考核个体为重心”的共通特征,在“考核指标的量化程度”和“外部评估的实践效果”等方面也存在重要差别。表层趋同与内涵差疏映射着两种检察体制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即以检察独立为主的美国模式乃根植于协作型的权力结构,更强调社区参与的价值;以检察一体为主的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模式乃生发于科层式权力结构,更强调量化指标的上行下效。中国大陆地区类似于欧陆法系的检察一体模式,检察功能也更多元,因此,以“条线考核”和“内部考核”为特征的考核体系可能还会维系较长时期,未来可通过完善检察人员分类考核、重视个人考评结果、建立双向互动的检察考核模式,来解决个体激励不足和缺乏民主监督的实践弊端。     

论中国法官责任机制之语境悖论与变迁展望——基于司法错误防控的角度

在现代社会,各国的法官责任机制均致力于在绩效激励与司法独立之间寻求有机平衡。在中国,司法实践场域施行的法官责任机制主要是错案追究制。错案追究制肇因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经实务推演在功能上发生了异化,致使绩效激励功能和独立保障功能双重缺席。在转型中国的宏观语境下,应摈弃以实体司法错误为认定基准的错案追究制,采用以程序司法错误或有失当行为为认定基准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应理顺责任追究主体的权力结构,理清责任追究方式的模式种类。     

论刑事司法错误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刑事司法错误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还较为模糊，其实，它是一个解释力和涵括力均很强的综合性范畴。司法错误与其他相关概念（包括冤假错案、误判、司法不公、程序失灵等）相比，不仅表述方式较为规范，语义内涵也较为适中。同时，司法错误还包容着程序性司法错误／实体性司法错误、错判无辜的司法错误／错放罪犯的司法错误、事实性司法错误／法律性司法错误、有过错的司法错误／无过错的司法错误等多元范畴。     

“捕诉一体”改革会影响审前辩护权吗?——基于定性访谈的实证研究

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充分参与和有效辩护,有助于打破审前程序的封闭性,防止追诉机关恣意侵犯被追诉人。虽然我国审前辩护制度取得了较多的进步,但不均衡的控辩关系使得律师的审前辩护空间仍非常有限。2019年检察机关全面推开的“捕诉一体”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律师的审前辩护权,理论上存在影响深远和影响有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通过对47名检察官和律师的深度访谈可以发现,针对“捕诉一体”的改革影响,检律之间以及律师内部的意见分歧主要源于不同的业务立场和侧重角度。检察官和多数律师虽然表面上均“忽视”改革的影响,但前者更多源于办案自信和业务审慎的立场,后者则主要基于对审前辩护一直难有作为的现实无奈。律师群体均承认“捕诉一体”和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负面影响,但多数律师侧重强调审前辩护的基本现状,因而“捕诉一体”改革对辩护空间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少数律师则侧重对改革影响本身表达异议,认为检察机关“纠错”机制变弱对辩护空间影响较大。未来为了改善检律关系、提升辩护效果,应进一步发挥辩护律师的合作型辩护策略,拓展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审前辩护功能,以及贯彻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的客观公正属性。     

涉案资金先行返还的制度困境与出路——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涉案资金及时返还是受害人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当前先行返还制度在实践应对中仍存在诸多局限。这主要是因为受“重刑事追诉、轻财物处置”的传统观念影响,先行返还的制度设计未充分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资金在先行返还工作中的特殊性,导致制度上出现适用条件不够灵活、返还机关较为分散以及法院对先行返还的审查纠错缺少规定等问题,致使先行返还制度的适用空间被压缩,也不利于先行返还程序的规范发展与司法控制。为此,应以“金额的准确分配”为目标扩展先行返还的适用范围,并以检察审批制为原则统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资金的先行返还工作,形成公安申请、检察审批和法院事后审查的分工制约体系。此外,还应增设法院审查规定和程序回转机制,在加强对先行返还进行司法控制的同时也强化公民财产权益保护。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紧急止付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紧急止付是通过限制账户支付功能来阻止涉诈资金转移的查控措施。通过综合考察当前制度规范和地方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紧急止付制度的逻辑起点是“挽损救济”，这导致该制度在流程设计上特别重视运行效率而较忽视公民权利的保障。在实践中，由于实际效能有限，司法机关经常突破紧急止付的既有规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往往被配备类似止付的功能。为了进一步提升紧急止付制度的规范化和正当性，未来应首先通过修订《警察法》理顺授权规则体系；将“损害预防”确立为紧急止付的基本原则；以辅助配合作为定位，重塑并扩充银行、支付机构的预先处置作用，以增强止付的实际效能；还应以知情权为基础确立事中快速申诉处理机制，维护被止付者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