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文学“政治抒情诗”的话语分析

本文视“政治抒情诗”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重要的“话语类型”,通过对该类文学作品的知识谱系学分析,揭示其所蕴涵的意识形态的变革,从而试图提供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     

论《圣经》的生态伦理观——兼论原罪的现代模式与生态危机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其宗教典籍《圣经》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基督教认为所谓生态伦理表面上好像只是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则涉及神与人、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圣经》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人并非自然的主人,人只是自然的看护者;如同人需要休息,包括土地在内的整个自然也需要休养生息;人神关系的扭曲带来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生态问题首先是"原罪"和灵性的问题,原罪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物质主义与拜金主义等方面的灵性堕落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原因,人对罪的悔改可以带来人与人、神与人关系和自我灵性的恢复,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和好并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论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以西方伦理学为例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许多伦理学家如苏格拉底、洛克和摩尔等都力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伦理学问题当成是一个科学问题来处置,竭力确认伦理学与科学的正相关性,企望建立起“科学的伦理学”,走向了道德问题上的科学决定论.对于这种科学决定论,卢梭、休谟还有康德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他们要求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作出分离,并预示了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伦理学不是自然科学,因而也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来把握.道德公理既不能经验证实,也不能逻辑证明.科学理性说明不了道德的行为,不能最终解决伦理问题,相反,科学对道德的承诺很容易变成对道德的暗中消解.这一点在西方伦理叙事的神学有效性那里可以得到佐证.     

T.S.艾略特论"文学与宗教"

作为"现代派诗歌之父"的T.S.艾略特,同时亦是"宗教上的英国天主教徒","现代的"文学理念与"保守的"宗教信仰之间关系如何?艾略特认为文学与宗教彼此独立又紧密相连,他反对混淆宗教与文学的界限.他反对把宗教定位为一种文化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宗教关注灵魂、指向彼岸的意义与价值远在这种定位之上;同时,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尊重文学的独特性,反对说教的文学,认为如果"宗教文学"存在并且要实现其存在的意义的话,应该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宗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不是一种故意地和挑战性地为宗教辩护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建立宗教的尺度、神学的立场,以挽救文学的、乃至世界的世俗化.     

基督教的罪观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至深。除了作品中的《圣经》意象、叙事等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灵影响及由之带来的作品内涵的深刻性;更为重要的是,诗歌、话剧、小说等文类的发生与成熟,与此有关。对“罪”的省察与叙述,决定着中国文学的深刻与丰富。     

对当代文学“政治抒情诗”的话语分析

本文视“政治抒情诗”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种重要的“话语类型” ,通过对该类文学作品的知识谱系学分析 ,揭示其所蕴涵的意识形态的变革 ,从而试图提供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