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的民族

在南诏历史上最使人伤脑筋,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的,可能就是南诏国的民族组成。关于这个问题不同观点的分歧之大是令人惊异的。南诏国统治着广泛而复杂的民族,对他们的识别是争论的主要课题,但是关于这些民族的详细情况,尤其是在人类学与语言学方面的材料,几乎一点也没有,致使我们难以确定和识别他们。关于这些民族的知识,如他们的地域,他们的基本经济状况和他们的某些特点,差不多完全局限于汉人对他们的描述。迄今为     

"民族实质"问题论谈

斯大林提出民族问题的基础、内在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观点显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民族的实质是文化认同,是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深入研究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不可或缺的.     

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纪念抗日战争滇西缅北战场胜利六十周年

抗日战争滇西缅北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尤其是滇西军民,不怕牺牲,英勇奋战,为滇西缅北抗日战场的胜利,在保卫祖国,保卫东南亚、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亚洲野心的斗争中,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滇西缅北战场的胜利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典范。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战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胜利,除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精神。滇西缅北战场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滇西缅北战场的主要体现是:不怕失败愈挫愈奋的顽强意志,不畏强敌以死报国的民族气节,宁为玉碎拼死奋战的英雄气概,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民族团结精神,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友好合作精神。     

人类学云南研究的意义

一百年来,人类学的云南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经验是:人类学的本土化.本土化的要义就是去西方化,把人类学的云南研究从西方的殖民主义为导向改变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为导向;把西方的民族分治、民族分立、民族独立的人类学取向,改变为中国的民族和睦、民族融合、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人类学取向.尊重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尊重人类学工作者的独立人格,保证人类学工作者思想的自由,是人类学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学工作者发挥智慧、做出成绩的环境,也是人类学云南研究的重要经验之一.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坚持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人类学云南研究的基本原则.人类学的云南研究无疑会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学云南研究,不仅在中国具有范式的意义,在世界上也有普世的价值.     

试论汉唐间西南地区的昆明

“昆明”是西南历史上一个古老的部族名称,后又用作地名。近年来发表的对昆明的研究论著,有不少分歧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仅就汉唐间昆明的分布及演变,提出一些问题,向前辈们求教。两汉时期的昆明昆明是到汉代才见之于史籍的一个部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所谓“诸此国”即同书所说的夜郎、滇、邛都、巂唐、昆明等地。     

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贡献

方国瑜教授于1963年发表的《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针对国内外一些学者将中国历史当作单一的汉族历史,将非汉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的荒谬言论而提出来的.论文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与统一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论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真实和发展趋势.在面临新的边疆危机之时,我们重新学习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边疆的建设、促进民族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理高氏考略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十二传至段廉义,元丰三年(公元1082年)大臣杨义贞篡轼段廉义,夺取王位,自称“广安皇帝”。后四月,鄯阐(今昆明)岳侯高智升起兵诛杀杨义贞,复立段氏。其后,段氏历二世不振,高氏掌握了大理的实权。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段氏被迫让位给高智升之子高升泰,高氏立为君王,改号“大中国”。升泰立二年寝疾,遗命还国政于段氏,段氏乃中兴。时为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延运百五十余年,史称“后理国”,高氏仍为国相,被封为“中国公”,执掌政柄,号令咸出其门,段氏仅拥虚位而已。     

唐前期云南羁縻州县述略

《新唐书·地理志》说:“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就是有唐一代在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推行的羁縻州县制度。 唐代前期,云南也广泛实行羁縻州县制度,并在云南历史发展中起了促进作用。本文打算对唐代前期云南羁縻州制度作一粗浅的探索,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论坛--在“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论坛,将把学术界对东南亚的研究推进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