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余论

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是以商办、官督商办双轨运行的。由于运行的不平衡,在19世纪70～90年代之间,商办缺乏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发展比较缓慢,官督商办成了其时工矿企业的主体。就此意义,官督商办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在使用近代科学技术的大趋势和亟宜收回利权的背景下,官商合作所采取的折衷形态。这种形态实际所起的作用是奠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工矿企业的近代化。同时,又因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至其后期弊端日现,引起了众多的批评。商办、官督商办双轨运行中的不平衡,主要还是各自属性和客观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两者有联系,但并不构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压抑和阻碍。同样,官督商办作为过渡形态,至20世纪初10年,完全商办条件成熟,它也随即消逝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泛论商战

长期以来,商战被当作郑观应的特有思想,而忽视了对它的全面和综合的考察。本文除对“商战首先是郑观应提出的”说法提出异议外,着重论述了在中国近代社会,商战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和强权政治的削弱、自然经济的解体以及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而形成、而演变、而完善。商战纯属晚清生产方式下的上层产物,赖于社会需要而存在,同传统思想、外来资本主义有着与共及内在的联系。虽然,它自19世纪60年代提及以后。几乎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时期,曾对政治、经济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其最终未能也不可能付诸实践。所以它只是近代中国早期商业资本思想的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的显示。     

论《救时揭要》与郑观应的早期思想

郑观应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他以编撰《盛世危言》而享盛名。如果我们要探讨他的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还必须研究其早期代表作《救时揭要》及《易言》。本文试图就《救时揭要》(以下简称《揭要》)一书,评介郑观应早期的主要思想,以求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郑观应与道教关系及其“道器”观

(一) 郑观应,自号待鹤山,道号教昌、一济。他“自幼好道,尝究身心性命之学。”及至青年时期,博览群家道经,醉心于道,并且“寻真访道遍遨游”,“凡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北至京奉,南至闽浙,东至芝罘,西至巴蜀都留下他修炼的足迹;他曾七次到江西、江苏等地入室修炼。仅江苏的一次竟达十年之久。 郑观应除修炼以外,还从事道教经籍的整理和道教的社会公益活动。他整理道教经籍以丹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