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桂林风土记》看唐代桂林民众对佛道二教的接受

《桂林风土记》一书记载有关佛道之事七条,对于考察唐代桂林民众接受这两大宗教的情况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对于道教,他们从神仙信仰、符咒巫术到斋戒仪式都予以认同,接受比较全面;而对于佛教,虽然就有形的物质形态方面看,《金刚经》刻了碑,卢舍那佛有雕像,寺庙有多处,表明影响不小;而就意识层面看,他们关注和重视的主要是供僧的回报、佛的灵异事迹和祈雨有应等,佛教经、律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则非兴趣所在,接受有些片面和走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这一民族地区的民间浓厚鬼神信仰有较大关系,当地民众是根据其固有信仰来对佛道二教进行取舍的.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陈寅恪的留学经历与西洋东方学

陈寅恪早年曾到国外求学多年,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有相当广泛的了解,不过其中最使他着迷的一门学问则是西洋东方学。自1918年冬到1925年冬,他以整整七年的时间追随西洋东方学者,向他们学习研究东方学的先进工具与方法,并对西洋东方学研究的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摸索,足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是陈氏留学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影响颇大,特别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期间所开展的有关“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研究,与他的上述经历更有直接的联系。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点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人们在谈到陈氏留学时期的这段经历时,大多以为他由此而获得的是来自西方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或西方汉学的启发,而于他对西洋东方学的浓厚兴趣则不置一辞。因此,将陈寅恪在留学期间与西洋东方学的接触情况作一番认真的考察仍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