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与追逐:中国大陆的新时期纯文学

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的文学,在当代中国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一种源于二十年代、进入新中国以后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社会思潮,胁迫、驱使也抬举着文学充当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社会实践的宣言书和辩护词.文学乃成为一种先验的镜像,给了乌托邦政治以虚幻的信心,鼓舞着后者高蹈在反现实的革命高调中.文学被一向重视舆论作用的革命主体高度重视,其宣传功能被大力强调,它的另一面就审是美本性的不断丧失,终至沦为革命功利主义的仆役.这种革命功利主义文学,在“文革”中达到了巅峰也走入了绝境.     

历史文化·时代感觉·总体结构——任洪渊诗歌创作简论

任洪渊以独特的创作道路与艺术追求在新时期诗坛上别具一格。中学时代他就迷恋上诗歌,五十年代末读大学中文系时已写下了不少富于激情同时不乏思索精神的诗句,但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并没有给这位钟情艺术又耽于思考的年青人提供崭露头角的机会。待到他终于脱颖而出,以起手不凡的诗艺登上诗坛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已是人到中年。一个新旧交替、开放创造、蓬勃向上、万象更新的变革时代,给了他献身艺术的良     

圆梦,最后的冲刺——世纪末之于纯文学

百年来,民族的强国梦与文学的创造梦两相交织,难断纠葛。直到近上十年来,文学才有意识地改变“代言人”角色,而以自身的登峰造极为最终目的。大半个世纪若断若续的纯文学香魂,在一次历史性机遇面前不可遏制地弥散为国人精神价值的主要实现形式。从“走     

为了生命的重量--序《老屋的歌:史铁生创作论》

《老屋的歌 :史铁生创作论》抉发出了史铁生文学探索的双重意义 ,即是超越了残疾题材而成为具有普泛性的生命哲学的显现。     

九死犹未悔:作为人格精神的“归来”作家群

文学史上很少有这样的现象:不是个别人,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是外在的力量,使得一批,一群作家集体放下了笔,暗哑,沉默,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无一例外地从文坛上销声匿迹;而后,几乎是在同一个早晨,却又一个一个、接二连三,令人新奇令人惊叹令人感慨地“复出”,在沸热的文坛上聚集成一支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他们是在五七年反右扩大化而被赶下文坛的作家,或者更早一些,是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被“连坐”的诗人.他们把自己重返文坛后的诗集定名为《归来的歌》(艾青),将自己复出后的吟唱称作《归来》(流沙河)和《归来的时刻》(梁南).人们把他们叫作“归来的作家群”.归来的队伍如此庞大,成就又是如此显著,以至当今和未来的文学史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青睐.仅举诗人和小说家的名字:艾青、公刘、王蒙、张贤亮、流沙河、周良沛、邵燕祥、牛汉、曾卓、鲁藜、陆文夫、高晓声、从维熙……就可以感到沉甸甸的分量.二十余年的放逐意味着身心的摧折,人生的苦难;对生命个体来说,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流沙河的《人与船》就典型地譬写了人生失落的伤感.王蒙也在《海的梦》里借年过半百的缪可言流露出误了“季节”的惆怅.然而,从文学的角度看,一代作家的人生磨难换来的却是当代文学的进步和丰收,尽管谁也不愿意以     

现代小品文盛衰刍论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小品文曾作为白话文学的一个品类最先取得成功,并居于领衔地位达十几年之久。二十年代初发轫,至三十年代中期出现“小品文年”,其间名家辈出,佳作迭现,堪称小品文的黄金时代。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思想内容上与时代思潮紧密契合,艺术形式亦高度精湛完美,实乃文学发展史上的奇迹。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在总结开拓时期的新文学时,莫不称举小品文的成就。二二年三月胡适在为《申报》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首先肯定小品散文成功的意义——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二八年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里,     

北岛和他的诗歌

北岛曾以中篇小说《波动》引起过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情绪波动,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正准备为他出版小说选集;但是,真正确立他在当代文坛地位的,还是他的诗歌。北岛在读者心目中首先是一个诗人。 北岛1949年出生于北京,原名赵振开。1966年他高中未毕业,就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正规的学习生活。此后,他当过工人,也作过报刊编辑,七○年底开始写诗,到现在为止已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数百首诗歌。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八三年美国康耐尔大学出版了他的诗集《太阳城札记》。据为该诗集作序的杜博妮介绍,在国外,他     

朦胧诗的美学原则

七十年代末,在社会转折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由意识形态写作开始转向艺术性写作,文学从为政治服务的公然的规定下解放出来而恢复其审美功能.在这一文学向自身回归的历史性转轨中,朦胧诗充当了艺术变革的前锋,而作为它的理论后盾的新潮诗歌批评则及时地对巨变作出了解释并加速了一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从而推动了新时期的文学复兴运动.“朦胧诗”最初是一种带有贬义的称谓,它是创新的诗歌现象在因长期的非文学运动而导致艺术思维退化的诗歌欣赏主体那里引起的痛苦反应.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按报纸的宣传去思维,去看问题,去自我感觉,至于生活的本来面目,只要跟报纸上的抽象概念不相符合,那么这种生活就是不可信、不能理解,是值得怀疑,是不应该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据的.因此,一旦文学、诗歌不再按照报纸社论的调子去演绎,而是服从心灵对于外部世界的真切感应,那么这样的诗歌就是怪异的了,是令人忧惧的,是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说,是读不懂的了.浩劫过后,从地下流传到公开传播的巡礼了文化大革命中“迷惘的一代”的觉醒的心灵,以先驱者的声音在刚刚解冻的诗苑初露锋芒的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作,就这样引起了那些习惯于从诗歌中寻找跟报刊社论的提法相一致的思想观点的读者的不习惯和困惑.1980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重读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苏联文学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专题讨论,连续4期共发表了25篇具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报刊也载文开展讨论。讨论开始时意见分岐很大,后来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在1957年末,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上,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而作者也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2)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3)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论者们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就有无这样的组织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