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写作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建设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借用十三大的一个根本性命题,可以说,我们写作学科的建设也正处于它的“初级阶段”。“一切都混乱了,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似正可以说明我们这种状况。但尽管才“刚刚开始”,写作理论研究的长足进步却是     

论施训主体的能力结构

矛盾与困惑——问题的提出在写作训练实践中,一方面是教师为作文教学效率低这一“老大难”问题而头痛,另一方面是学生见到作文就头痛;而就在这同时,在一批勇于探索的有为者如辽宁的魏书生、北京的高原、刘朏朏那里,又出现了写作训练的高效率,学生也偏偏最喜欢上作文课。面对这一矛盾的现实,我们就怎么也回避不了我们教师自身即施训主体的能力问题了,因为在整个     

略论香港的通俗文学

以武侠小说的兴盛为特征的香港通俗文学,得之于港人的游戏心态与消遣心理.而金庸等大众文学家在对大众艺术消费心态有所迎合的同时,又别有一番超越大众文化、追求高雅艺术品味的努力,包括不无卖弄之嫌的诗词歌赋的穿插,更包括中国古代经典意境与西方现代审美笔法的成功化入.这就既适应了现代人的阅读心理,又促使作品内容趋向了对现实的关怀.     

王充“真美说”批判

王充的《论衡》所蕴含的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美学结构体系中的一环,深入探讨王充的美学思想,看他从前人那里拿来了什么,给后人又留下了什么,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从先秦到魏晋美学的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王充,其在美学上的发现得力于何处,何处局限了他的发现,弄清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天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可能还有其特殊的借鉴价值。     

论苏、辛词的不同建构

论词者总是围绕“豪放”二字去拆组出“豪旷”、“豪雄”之类来强辨苏、辛词之异。如果通过对两家处理同类题材之作的对应比较中切入其艺术建构内部,借助于并不时兴的社会学等批评方法作一综合分析,可以揭出两者不同的抒情模式：苏词总是越过现实直写心境,辛词则是在面现实揭示心境。两家词的题材差异首先缘自于此,而审美价值指向亦由此分道。     

散文,亟须注进探索精神

你不大满意也好,很不满意也好,就算你不屑一顾吧,新时期散文的十年毕竟是发展的十年,尽管这发展是缓慢的,滞重的,艰难的,尽管这发展显得那样被动,那样不成阵势,那样不显人眼,比起其他姐妹样式特别是小说来是相形见绌了。如果你能坐下来静心梳理一下这新时期文学的十年发展史,你首先看到的就是文学在多年禁锢后那势所必然的轰然决口,那是新时期文学蔚为壮观的同步迸涌!如果你将这同步进涌再细辨一番,你还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而今已呈现出一种多元探索、全方位出击的迅     

再论苏辛词的不同建构

苏、辛词具有不同的贯穿主题,这不同的主题又来自不同的抒情模式,而不同的模式最终则来自不同的创作思想。将两家词置于由各自的生活经历、创作实践与诗歌发展史构成的坐标系当中进行综合考察,即可得出两家各异的审美范式：苏词呈现为“无为———心境———人格”的内审系统,辛词呈现为“有为———现实———人生”的外射系统,在总体艺术建构上正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流向     

“尚故实”与易安词

在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的“易安体”,其主要特征便是“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所谓“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正可谓后人的共识。南宋至清谈及易安词且有籍可据者不下百余家,可谈到其用典的就我所知也仅清末一况周颐,而且只是就《多丽》一词所谈,严格说来,易安词总体上的用典问题还从未为人重视过。可自从今人将《词论》收入《漱玉集》,明确归到易安名下起,情况就有变化了,因为《词论》中提出了“尚故实”的主张,这就有了创作理论与实践是否一致的问题。不过刚开始在五六十年代,“不一致论”占主导     

东坡《水调歌头》旧说辨正——兼论古代诗词研究中的两种偏向

当东坡当年与客同游金山,随着“我欲乘风归去”的吟唱而欣然起舞于“妙高台”上,并顾客自诩为“此便是神仙矣”之时,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九百年后的今天,会有人将其“归去”之意归之于想回京做官的吧?“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东坡在这里要表达什么?人说“写思君”,“言不知现在朝廷如何,本想回京,又恐受到谗毁陷害。”还有说得更具体的,认为这几句表明“他虽身在地方,却时时心在朝廷,关心着‘天上宫阙’的情况。”并引证分析道:“据说神宗读到‘琼楼玉宇’二句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