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分·生死·穷达——论陶渊明与郭象的思想差异

总观陶渊明的诗文与郭象的<庄子注>,不难看出,"性分"、"生死"、"穷达"是他们积极探索的课题.但由于二人的出身背景、人生目标、所事学科不同,因而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具体来说,郭象倡导的是等级之性,而陶渊明标举的则是本然之性;郭象对生死的超越是智慧的,而陶渊明的超越则是诗性的、心灵的;郭象根本否认穷达的存在,而陶渊明对穷达则是齐一的、冥同的、不计的.     

东方的传统与爱的哲学

文章将爱与文化学相结合,讨论了东方传统孕育下的爱的哲学,着重论述了古代印度与中国爱的哲学之异同及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有关历史人物的轶事、婚恋史及名著、名作的剖析,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及其性爱理论进行了批判,同时就"道德的重建"提出了思考。     

论“兴”在魏晋审美实践中的语义转换

在中国审美批评史上,人们对"兴"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往往都把"兴"看作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其实"兴"在魏晋及魏晋之前的涵义是不同的,在魏晋之前取的是"托起"之义,在魏晋之后则多取"情兴"之义.所谓"托起",也即"托事于物",以外物托起人事;所谓"情兴",即兴致、兴会,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忽有感发、突与心会、兴高采烈、不可遏制的淋漓情致."兴"在魏晋审美实践中的语义转换,与魏晋玄学对心性至善以及道德直觉功能的宣扬无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滇缅公路沿线经济发展评析

对于滇缅公路,以往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修筑过程及其政治、军事意义,而忽略了其对沿线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史料研究显示,滇缅公路对于沿线新兴城镇的崛起、新兴行业的发展及金融和工业变迁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滇缅公路的修筑与开通,一举改变了滇西传统的城镇分布格局.这条公路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活动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员、金融等方式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扩散的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作用于附近区域,与当地生产力要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意象"、"空灵"与"线的律动"——论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中的核心要素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中心范畴.但也可将它理解为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核心要素,因为它既是手段、方法,又是结果,同时还是艺术思维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空灵"则是在纯净、虚净、空荡的气氛中时时透出生命灵气的那种艺术境界,它最能、也最深刻体现中国人传统的"天人合一"和绝对自由的最高审美境界.而"线的律动"不仅是中国传统艺术总的形式特征,也是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再现艺术的灵魂.     

唐代"三教互补"强化了艺术思维中的感应性

感应是一种由此及彼的推论式思维,由此心、此事、此物而感应彼心、彼事、彼物,当然也含有想象、联想的成分或艺术化的夸张。儒家思想体现在艺术思维上的感应,主要是针对社会、人生和心理方面的,而道、佛学说则在于对自然、本性和自由、人性的张扬。“三教互补”使意象语言和推理语言在唐代艺术思维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执政安全

科学发展观是探索党的执政安全问题的最新理论指南,为党的执政安全提供了新的政治资源,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对改善党的执政环境具有现实针对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党的执政安全的工作机制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论唐代外来文化激活感性思维

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大胆吸纳,形成了对本土礼乐文化的冲击和改造,伴随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使得习惯于形而上的玄思的士人转向形而下的感性体验,在艺术思维上得到了一种新的提升。它使虚静、玄思走向流动、感性,少了些哲理的思辨,多了些艺术的情趣和市俗的生活气息。     

《老子》之“道”的原创与中国“哲学的突破”

中国哲学是以"道"为本源、本体和境界,以"言道悖论"为其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以"行道"、"体道"为"得道"的基本路径和思维方法,力图在现象性生活的内在超越中,进入"道"所指示的境界的意义论或价值论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国"哲学的突破",以"所行之道"向着本源、本体和境界之"道"的理性升华为标志.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突破"的标志,则无疑是<老子>哲学的原创.